从私塾教育到童年革命

　　■源头·思想

　　2011年1月，邓康延主编的《老课本，新阅读》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此，民国语文的出版序幕被拉开。与之相对应，国人开始回溯私塾教育以对抗死板的传统教育。

　　然而有一个问题是从未改变的：中国从来没有通过改造童年来创造“新民”，而近代西方的“童年革命”早已摧毁了成人优越论，把早期教育从“以成人为中心”转化为“以孩子为中心”。“返青”的民国语文读本

　　在邓康延主编《老课本，新阅读》的六七年前，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曾影印推出过民国时的一套国语课本，丛书包括1917年张元济校订的《商务国语教科书》、1932年叶圣陶和丰子恺编绘的《开明国语课本》与魏冰心等编写的《世界书局国语读本》(上下册)，一共6本。

　　这些已经“发黄”的书似乎一直默默无闻，却突然在这一两年间火起来。断货，重印，其他出版社跟进……民国语文课本一本接一本地面世，成了书界一大热点与风景。

　　而这股民国语文热，似乎又多多少少带着一种现实的指向，一种对现行教材与教育模式无言的对比。中小学乃至大学的语文教育，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近年来，中国文化界、出版界和学术界出现的“民国热”，从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师、知识分子、作家、报人的事迹，开始向小学语文课本、小学生作文和小学生读物领域蔓延。今年，民国小学生语文课本和读物的出版，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

　　南怀瑾：私塾教育的招魂者?

　　如果说民国语文读本出版热是教材领域的新变化，那么，私塾教育的“复活”无疑构成了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另一种挑战。

　　2005年10月29日，苏州首家现代私塾——“菊斋私塾”正式开课。2006年11月29日教育部公布，根据新近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私塾”只要按程序申请获批就可以开办。这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首次允许开办“私塾”。

　　这是一个教育探索，一次经营，还是一场少数人的复兴?

　　2006年，南怀瑾在90高龄之际，在江苏省吴江市庙港镇开办太湖大学堂。这个性质上仅为“民办学校”的机构，却以一套集成传统文化的“佛教修行”，吸引了正统高校的知名教授和政商两界的名流追踵而至。

　　东吴古文化的复兴，儒商传统的滥觞，似乎在这个小小的苏南小镇，奔汇。

　　“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向乱峰深处啼。”南怀瑾如是说。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的南怀瑾，对传统文化之儒、道、佛皆有造诣，并融汇西方文化，曾在美国开办佛吉尼亚“东西学院”。

　　因南怀瑾深居简出，外界有人打着他的招牌大谈私塾，甚至有人办了只读古代经典的学校。

　　“外面有人说我提倡私塾，主张专门读古书，那是害死人的，‘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他纠正道，“不要把读经和学习现代知识技术对立，不要以为读经可以代替做人做事的修养，不要以为读经就可以当饭吃了。”

　　在高考独木桥的一侧，作为另一种渠道，私塾教育逐步进入了公众的讨论范围，并有发展壮大之势。不过，这种向科举时代回溯的教育模式终究还是停留在“以成人为中心”的层面上，与西方的现代教育理念并没有太大关系。

　　中国完全错过的“童年革命”

　　中国自古有“不打不成才”式的强制读书，有死记硬背的正统教育。应该说，在当今西方社会中，也有诸多早期教育的疯狂。但是，双方在教育哲学上有着深刻的分歧。

　　中国早期甚至当前教育的主流，仍然坚持“以成人为中心”的知识传授原则，西方则更强调“以孩子为中心”的自发、自动型教育。

　　“童年革命”滥觞于19世纪的法国，卢梭的《爱弥儿》，无疑是“童年革命”的开山之作。他在书中借小说人物之口哀叹“我们对儿童一点也不理解”，在教育儿童时只致力于研究成年人应该知道些什么，总是把小孩子当大人看，根本不考虑孩子的特点。这样，他就把童年和成年明确地区分开来，并确立了“童年本位”的教育学说。

　　真正开始在教育实践中应用卢梭的原则的，是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他创办实验学校，收纳包括孤儿和农民子弟在内的各类学生。他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自然教育：以“实物授课”。

　　这种先实物、后词语和概念的教学原则，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裴斯泰洛齐的追随者福禄倍尔将这些原则进一步发展，最终创立了幼儿园，改变了人类的教育体系。

　　福禄倍尔逝世几十年后，意大利女教育家蒙台梭利彻底颠覆“成人优越论”。在大致差不多的时间，以哲学家杜威等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也进一步转化了美国的教育。“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自此以后渐渐确立为主流。

　　蒙台梭利指出，一个人教育的最关键时期是0到6岁，而不是大学。创造了一个人的，是0到1岁的孩子，而不是其父母。因此，父母不要试图当自己孩子的老师，而要当他们的伙伴，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提供自然生长的环境。

　　中国几乎完全错过了这场教育革命，甚至直到现在，对“童年革命”依然没有清醒的认识，孩子依然被束缚着，在成长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