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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国民”的战争媚影

2011-12-26 07:37 未知/ 方言 /

  ■金陵十三钗·战争与女权

  二十世纪初期,秋瑾、宋美龄等具有女性意识及社会使命感的“女国民”,在面对国家塑造与国族发展的局面时,开始检视政党、政府与女性彼此间可能发展出的关系,她们通过“参战”走出家庭,并在社会的大动荡中发出独有的女性声音。

  秋瑾九葬与“孝女”施剑翘:左手枪支,右手女权

  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军阀混战、农民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战争”于二十世纪中国女人,不是一个“事件”、一个时段,而是她们曾经的生活内容或生活环境。

  而在这四处弥漫着硝烟的漫长时间里,秋瑾等知识阶层女性对战争的介入,甚至引发了女性走出家庭的“妇女解放”之路。

  秋瑾浙江绍兴人,1875年出生于福建闽县。1896年,由父母做主秋瑾与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结婚,被婆家当少奶奶供着。

  然而秋瑾是个思想敏锐、眼界开阔的人,又具有超前的女权意识。王廷钧却无法超越时代,帮助家里料理“义源居”当铺。二人毫无共同语言。

  1900年,王廷钧花钱捐官,到北京去做户部主事。在北京,更能体会到时事的巨变,秋瑾也已开始关注革命。她又了解到在日本有革命党,轰轰烈烈地准备砸烂旧世界。秋瑾心中向往,愈发无法安心循规蹈矩的生活。

  在这种状态下,发生了家暴事件。王廷钧有一天被朋友拉去逛妓院,结果却发现秋瑾也穿着男装出来看戏,大为气愤,回家后怒打老婆。秋瑾一气之下离家出走,1904年东渡日本。后来的研究者们大多同意,秋瑾对婚姻的无比失望是她走向革命的巨大动力之一。

  与秋瑾相似,沈佩贞、唐群英等辛亥女杰们往往首先是女权主义者,其次才是反清革命者。她们先是自己出去留学,绝大多数是去日本,学成后再鼓动更多的妇女出去留学,或者自己动手兴办女学。

  有研究者称,女人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但战争却可能为参战妇女走出传统性别角色打通道路二战欧美妇女的广泛就业和中国妇女解放道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二十世纪妇女史中,战争于沉闷千年的女性生活可以是一次变革的契机。

 

  当宋美龄用玫瑰平衡战争:“她的价值相当于20个师。”

  自近代以来,妇女解放总是在国家、民族的语境下阐释。宋美龄的才华和魅力的全面展现,也在抗战时期。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战争导致了人力、物力的极度匮乏,国民政府发出抗战救国的口号,广大妇女成为各种社会力量急需动员的对象。

  宋美龄身为“第一夫人”在妇女动员的过程中附有特殊的影响力。早在1934年,宋美龄主导推行“新生活运动”便深入人心。全面抗日爆发以后,宋美龄成立“妇指会”任总指挥,她经常悄声无息地来到后方医院的伤兵病房,在病床前放下一块毛巾、一个罐头和一包糖,并不时询问伤兵的生活状况,亲自替伤员换药包扎,嘱咐医院院长改进医疗状况。1940年宋美龄还和两个姐姐一起发动妇女们做手绢和纸花,亲自拿到街头去义卖,用义卖所得的钱买布做军衣。

  通过舆论宣传、慰劳前线、保育儿童、发展生产、训练妇女等工作,宋美龄成功扮演了全国妇女领袖的角色。

  另一方面,宋美龄在妇女与国家之间仅仅构建了单向的责任和义务,其实质不是追求真正的妇女解放。而宋美龄中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性事件则是应罗斯福总统之邀访问美国。1942年2月18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万人争睹其风采的盛况,为美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宋美龄轰动”。

  成功的演讲之后,宋美龄在美国进行募捐。不少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大牌明星如秀兰·邓波儿、凯瑟琳·赫本都与宋美龄寒暄,并踊跃捐款。蒋介石曾对记者称赞说:“她的价值相当于20个师。”

  延安时期的女大学生:

  当革命遇上了恋爱

  在宋美龄热火朝天的帮助国民政府把妇女运动纳入到战时统治轨道中的同时,延安也对战争中的中国女性产生了强大的“磁性”,这在1937年、1938年达到最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有280人,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则输送了2288人……这些投奔延安的队伍里,有十分之三的知识女性。其中有女大学生、抗婚者、将门后裔、著名演员、豪门闺秀、小家碧玉、侨商之女……她们怀着崇高的理想,义无反顾地奔向心目中的圣地——延安。

  知识女性怀着追求光明的理想和愿望进入延安,然而在延安这块光秃秃的黄土地上,著名战将们的业绩最引人注目。于是,战将们率先成为女性理想的着落点。

  女学生抵达延安后,战将们开始了“第二轮姻缘”。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在偏远的陕北,女性年轻而具有文化,更令人注目。当时有陕北民歌:三八枪,带盖盖,谁说咱八路军没太太?等到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洋学生。当时,浦安修与彭德怀、傅涯与陈赓、叶群与林彪等不少著名姻缘,在这里产生。

  卓琳与邓小平的婚姻,是“组织上介绍”,起初卓琳并不乐意。而在延安女大学生中卓琳与吕璜、邓涛三个女生分外要好,曾被领导批评搞小集团。吕璜知道情况后,便动员卓琳和邓小平谈恋爱。

  这种由组织介绍的婚姻,似乎干涉了个人自由。可是当年,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中国秘密战》一书中作者郝在今如此评价:“战争年代,生死存亡第一,爱情与婚姻都要有所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