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部分人先闲下来

　　凡勃仑是一位另类的思想家，他把人按“闲暇”来分类，分成有闲阶级和无闲阶级。

　　这个时代中心有一张摆放着声名、金钱、成功与性的欲望榜，但“金钱和效率”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追求。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一个国家基于文化的软实力对世界的影响NBA投注正在与日俱增——而我们必须面对的却是“文化赤字”的凶猛。

　　让一部分人闲下来，不要太“脚踏实地”，而是去“仰望星空”——请停下脚步，等等我们的灵魂。

　　有钱与有闲： 硬实力很“硬”，软文化依然“疲软”?

　　托·本·凡勃伦曾经以“生活资料的获得必须相当从容”来概括“有闲阶级”的基本特点，这就意味着在他的概念里，“有闲阶级”必须是充分的“有钱阶级”。

　　在“潘元”成为许多人心目中新的货币工具时，潘石屹无疑代表了中国新的清明上河图上，鲜花盛放的新富阶层。从一个出身西部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到与老婆张欣共同创立SOHO中国，成为京城最成功的房地产商人，潘石屹用了不到二十年。

　　这种社会身份跃升，在西方至少需要三代人的经历。

　　中国浓缩了的社会进程在潘石屹身上有了集中体现。吴敬琏在《财经》上称，中国的希望在新兴中产阶层，他们是社会稳定力量，而中国当下的现实恰恰是中产塌陷，中产正由“敏感阶层”转化到“愤怒阶层”。

　　当“向上爬”成为社会的主命题。太多人的梦想是从底层到金字塔尖，实现个人身份的三级跳。

　　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变化，就是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在提高：物质上，我们是个出口大国，文化上，我们是个文化进口国，而且有15倍的贸易逆差——硬实力很“硬”，软文化却依然“疲软”。

　　若问问人们对生活的理想，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愉悦，人们正在经历着一个繁茂的“物欲时代”。物质使人们的心理期望值不再需要想象，而是有三六九等、明码标中国竞彩网价的现实填充物，等待你去领取。

　　2006年，教授张颐武在《新周刊》一篇“如何贩卖中国文化”的文章中说了两句话：“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

　　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一个国家基于文化的软实力对世界的影响正在与日俱增。

　　《让子弹飞》里，张麻子的一句台词仍然萦绕在我们的脑海：“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我们自问：是否要为成功跪着?要将自己压缩到怎样的一个程度才能得到认可?往名利场中心挤去，真是一个好主意?

　　托富勒说：“眼睛能目睹一切，唯独看不见自己。”在众声喧嚣、目不暇接的时代，我们不再单纯，遗忘信仰，远离精神世界，逐渐连做逼真的自己都做不到。电影导演大卫·林奇说：“只有竞彩足球拥有闲暇，才能让好事自然地发生。”但大部分人已经享受不到闲暇的乐趣。

　　没有时间感的中国人变成了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台湾漫画家朱德庸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商业阴谋中，你不觉得吗?”

　　“成为坟墓中最有钱的人，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晚上睡觉的时候能说，我们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才重要。”1993年5月，乔布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这样说道。

　　16岁那年，乔布斯留着齐肩长发宣布正式成为嬉皮士的一员。1974年乔布斯“光着脚、穿着破烂衣服”来到印度朝圣：“加利福尼亚嬉皮士的贫穷是一种自我选择，而印度的贫穷则是命运。”我们不知道大麻和印度朝圣与苹果公司的关系，但是当乔布斯把苹果文化“穷凶极恶”地输出到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你们是不是很受用?

　　把苹果输出到中国的乔布斯“愿意用所有的科技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时，王石们正在高山之巅寻找诗歌

　　在凡勃伦的观点里，“有闲”这个说法，指的并不是懒惰或清净无为，而是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他与正统经济学家不同之处是要寻找和分析经济行动的非经济意义。

　　哲学家罗素讲：“人类应用20%的时间工作，用80%的时间生活。”但现实恰恰相反，大多数人工作5天休息2天，也有工作狂全天候都在精神亢奋之中，美其名曰工作就是生活。

　　地产界都知道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这个曾在年少时因为父母双亡沦为要饭孤儿的中国商人，最近因为要买下冰岛0.3%国土成为家喻户晓的富豪人物。

　　但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是他另外一个“非生产性消耗时间”的身份：他是中国诗歌界的骆英;13岁时，他在《宁夏日报》发表了第一首诗。在经济至上的今天，黄怒波在某些企业家聚会的场合，公开自己是一名诗人的时候，“往往会听到讥讽的笑声”。

　　“我首先是一个诗人，只是后来从商了，才是商人。诗对我来说从来不是展露才华，从来都是寄托。”鲜衣怒马的中年，黄怒波便宣布退居二线，这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创作，他自喻自己如“困兽沉没在陷阱”，尽管他已经在努力地建设着城市，却“日日想从这城市逃亡”。

　　从小看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他在高山之巅实现了这个关于流浪的梦想。4月13日，经过长达5天的滑雪跋涉，历时21个月的“7+2”征途完成了探险。他将自己的足迹留在七大洲的最高峰和地球的两个极点，成为世界第14个、中国第8个完成这项壮举的探险家。

　　对于黄怒波来说，人生的目的不再仅仅是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爬，人生是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人生是重新发现。

　　乔布斯曾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母亲是助产婆，他声称继承了母亲的技术，不同的是，他的接生对象是男人不是女人，是灵魂不是肉体。

　　黄怒波、王石、张朝阳……对于这些自认为自己的灵魂承载在高山之巅的财富新贵而言，“名利”不是大时代的奢侈品，“幸福”才是;“成功”不是个人魅力的源泉，“真我”才是。

　　他们高调生产，正是为了有闲生活：奋力挤进大时代的主流圈子做时代的弄潮儿是一种活法，在大时代边上做一个我自有我梦的自在者是千万种活法。

　　时代是个局，偶尔做个局外人，也不错。

　　如何贩卖文化中国：艺术家陈丹青与八大山人们的自我边缘化

　　陈丹青在《归国十年》的题记里说：“画圈子早已人满为患，个个抱紧手里的饭碗;美术学院再这样办下去，则大陆画家怕要比小国的国民人口还要多。”

　　按照洪晃的说法，艺术家真是天生的“有闲阶级”。而陈丹青发问：如今，中国有多少艺术区，多少艺术家，多少艺术生，又有多少孩子正在投奔艺考的路上?单是一个宋庄，就聚集了超过4000位艺术家。在这浩荡人群中，能在北京四环买得起一套房的不超过千分之一。

　　当代艺术30年，前半程是“理想主义的样板”。当诗人芒克和北岛等人在白洋淀放歌时，艺术家们没闲着，从“文革”绘画、苏联绘画的时代醒悟，画《西藏组画》、《春风已经苏醒》等，美术和诗歌，充当了时代变革前沿的发令枪。

　　后半程，艺术家桥归桥、路归路，各奔前程：能出国的出国，不能出国的聚居——圆明园、东村乃至后来的宋庄、798以及八大美术院校的周边。艺术分化也逐渐开始：学术、商业，也有人在寻找学术和商业的平衡点。当单一的收藏模式被打破时，媒介、网络、画廊构成的网状收藏模式为艺术家的作品打开通路，一个艺术家只要有三五个收藏家认可和“供养”，便能生存下去，而且生存得很好。

　　作家李敖曾说：“赚钱很重要，写书可以赚，我收藏古董也赚了不少，打官司都可以赚。但我还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赚钱与否不是区别对待的标准。大家都应该富有。数钱的时候，我比任何人都要实在。

　　过去15年中，中国当代艺术的后半程可谓是“消费主义的狂欢”。

　　如果把艺术家当成一种职业，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如果把艺术家当成一种能力，那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和去往天堂的路一样，只有一道少数人可以通过的窄门。

　　八大山人选择了自我边缘化：自知性僻难谐俗，且喜身闲不属人。八大山人的书画拍卖单价超过了千万亿万元，其故居常有高官名流来拜。李白“皇帝呼来不上船”是矫情，假如许个一官半职就会毁了诗仙。孟浩然“何必先贤传，惟称庞德公”才是体味到了远避红尘、有闲生活的乐趣。

　　但正如洪晃所说：“我们不能老拿几千年前的文化业绩说事儿，好像今天的中国就没文化似的”

　　哈罗德·布卢姆写了一个《西方正典》，就是担心美国自己的文化要完了，因为大家都对西方的主流经典不感兴趣了。我们呢?■延伸阅读大时代里的“有闲”数字黄怒波的6本诗集

　　这位资产超过100 亿的企业老总出版了包括《都市流浪集》在内的六本诗集。有人这样描述他，“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黄怒波用诗歌多彩的文字来描绘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梦想和自己的忧伤。”

　　木子美的10倍

　　木子美在微博上的名字叫“不加V”，她说：“以我的聪明才智，本能过得好10倍，我因太爱自由，失去了10之9。可我还是过得不错啊。唯一有用的，就是告诉大家，做真实的自己未必活不下去。”

　　刘香成的一年

　　为了一部《1912：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摄影家刘香成用整整一年时间满世界搜罗影像资料。“一说到1911，人们都会想到孙中山、袁世凯……但我更关注大时代里的民生，想知道在那个时代里，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怎么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