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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物件(2)

2011-01-23 16:09 《齐鲁周刊》/ 杨梅 /


烟草与阶层文化

 

  烟草不仅只是上帝对人类痛苦有限的悲悯,而成为人类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中一个重要的节点。

 

□江寒秋

 

一个“戒不了”的社交“成人礼”


  不少年轻人的第一支香烟,往往来自独立后的第一间集体宿舍、第一个打混的小团体。


  父母那里被视为叛经离道的香烟,在某一个同龄人团体中却是“成人礼”与“入伙”的标志。你吸烟的动作娴熟与否,意味着你对这个团体规则的熟悉程度。在大家都是两手空空的穷小子的日子里,香烟的品牌与阶层属性倒并非那么重要。


  工作之后,因了“职业需要”,香烟不仅是“想戒戒不了”的自控力考验,更成了“不抽也得抽”的无选择困境。吸烟者获得最大的好处是社交优势。在很多场合,递上一支烟是表示亲近的最好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吸烟者之间的分享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仪式。这个仪式通过物质的对等达到双方身份的对等,而身份的对等是友好与合作的基本前提。戒烟之难,很大程度是因社交需要。以戒烟为由拒绝对方的分享通常被认为是不礼貌的——每个烟民都梦想着戒烟,“你戒了我没有戒,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


  散一圈烟的确可以拉近人际距离。中国人在社交礼仪上尤其与外国人不同,外国人可以拥抱、亲吻、碰鼻,而我们是避免身体接触的。于是,递烟成了打破社交僵局的有效办法之一。


  
阶层社会的身份标识


  婚丧嫁娶,喜怒哀乐,任何表情的阐释都给香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喜事要抽烟,丧事要抽烟,无烟不成席。


  充满了人世悲凉的农民工,叼着最廉价的烟卷儿爬上脚手架;酒足饭饱的周久耕悠闲地打开自己的“九五至尊”,深吸一口,享受人间欢愉。不同的烟在不同的阶层,表达着相似的情感,无非是喜怒哀乐,无非是对生活的一种修饰。


  香烟可作为身份的一个场合是乡土社会中从农村考学出来,漂荡在大城市的广大游子,逢年过节“衣锦还乡”,少不了先去购置几条高档香烟。因为乡亲们判断一个人身份的标识,一是小车的档次,二是香烟的档次。要提高小车的档次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提高香烟的档次,咬咬牙多少还是做得到的。


  另一彰显香烟的阶层性的场合,是广大机关单位。曾在网上见过一个段子,有位“老机关”,平素自己烟瘾甚大,不断从口袋中摸出一支支香烟。而给别人敬烟时,则是拿出烟盒,再大度慷慨地奉上,看那牌子,总很上得了台面。这便令旁人十分不解,“老机关”收入并不算丰厚,出手这么大方,管家的难道不和他犯急﹖后有好事者通过留意“老机关”抽剩下的烟头才发现,他口袋里揣着的香烟,有好几种品牌,自己抽的、敬同事的、敬领导的全然不同。如此处心积虑,将香烟的身份标识作用发挥到极致,不由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一条天价烟的社会学解读


  既然香烟拥有如此强大的身份标识功能,在最精于人际关系经营的中国社会,一种独特的香烟就应运而生——天价烟。


  天价烟就如原始人的项链一般,虽然成本上并不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但却千金难求。上百块一包的天价烟和几十块一包的高档烟,其原料和制作工艺并没有什么差别。但要进货非常不容易,只有通过递条子、走关系等方式,店家才能上得了货。


  天价烟不是在正规经济领域流通的消费品,就像在原始社会,只有酋长才互相赠送高档礼品一样,天价烟是一种交际的润滑剂,甚至是公款腐败的“政府采购项目”。而在一般黎民百姓以及基层官员那里,它只有在流通中才显现价值。


  曾看到一位湖南某县级市烟草零售商的经历,他曾在一个政府机关宿舍门口开店。某天卖出一条天价烟“和天下”,由于这条烟在边角上有些破损,店主对它有些印象。没过多久,就有人拿着这条高档烟来他这里换钱。第二天又卖出去,结果又有人拿来换钱。如此这般,这条烟在他手里过了三次才消失不见。


  一切奢侈品都是文化符号与身份标识,但LV包或者酸枝家具,始终都只是某个阶层或某些圈子里的亚文化,个人始终对其有选择权。为何唯独香烟贯穿整个中国社会﹖不论是否是烟民皆无法逃离其中,即使是自己完全不抽烟,总要懂得给驾校教练塞两包软中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