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丁小姐”与女权主义

   香烟不止是男人的专利，沾染着口红印渍的烟蒂一度成为乔治·桑、麦当娜等名女人性别权利的试纸。

乔治·桑们的性表态

　　１８３１年初在巴黎定居的乔治·桑，抽雪茄、饮烈酒、骑骏马、穿长裤，肖邦第一次见到她时，亦望而却步“这，是个女人吗？”

　　１９世纪的欧洲，香烟与女人无关，即使出现在艺术家的画作中，也形象不佳。她们通常被描绘为烟馆的奸诈老板娘，要么便是“靠出卖色相的演员、吉卜赛人和妓女”。

　　这些吸烟的“坏女人”，是不少作家笔下叛逆、不道德女性的来源。１８５７年，古斯塔夫·福楼拜一边抽着雪茄，一边通过描写艾玛·包法利的吸烟动作来强调她虚伪的自由追求；艾米尔·左拉写于１８８０年的小说《娜娜》，用娜娜嘴角吐出的烟圈昭示了她的妓女身份和她身上潜在的危险。

　　而抽雪茄的乔治·桑则视可否吸烟为女性争取平等地位的一部分，穿着男装、抽雪茄烟的乔治·桑向男权禁忌进行挑战。无论在她的小说还是画作中，吸烟女性代表着女人的独立、思考和自由。

　　“男人有啤酒，女人有香烟，这不是趣味上的平分秋色，而是性权利上的平等。”漂亮轻佻的“尼古丁小姐”在乔治·桑们手里仿佛再也不是一束危险的“恶之花”，她们狠狠的吞吐，姿势悠游潇洒、表情出神入化，蓝色的烟圈上下盘升笼罩出神秘光环，吁气、呼气间仿佛灵感便能瞬间乍现。

　　１８４０年在纽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妇女权利大会上，很多出席会议的女性公开要求妇女们享有自由选择吸烟与否的权利。吸烟成为“新女性运动”的一个标志，划着爵士舞步、香烟在手，是她们时髦生活的典型特征。

性感好莱坞：她把烟灰弹到了全世界男人的脸上

　　２０世纪以来，关于抽烟的名女人“榜样无穷”：三毛、杜拉斯、伍尔芙、可可·香奈儿……而好莱坞的荧屏，则是女烟民最便捷的标榜道具。

　　上世纪３０年代的大明星贝蒂·戴维斯以不断饰演“引起震惊的经典之作”闻名，是荧幕上最有个性的女主角之一，电影中她永远目光傲然手执香烟，配之以她性感的外表烟不离口被当成了她性欲强盛的象征；而嗜好男装的德籍女演员玛莲·德烈奇的一幅冷面孔则总是在指间的一根长烟烧出的云雾中睥睨众生，活生生演绎着什么叫做烟视媚行。

　　到了８０年代，女人的香烟运动愈演愈烈。１９８５年６月，美丽的天后女星麦当娜出版了一本个人写真集。展现在画面上的是一具遭吸毒、酗酒肆虐的瘦骨嶙峋的躯体，那仿佛是一棵营养不良和轻度畸形的春树，在树枝丫上燃烧着一支香烟。这就是麦当娜借用国际天后巨星的名声，发起的香烟女权运动。“宝贝儿，别吃糖了，抽烟吧。”胆大无边的疯狂麦当娜扭着蛇一样的腰身，蛊惑着女人进行另一场口腔运动。

　　 ８０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则女士香烟广告语不无骄傲地标榜着：“这是女人的事情！”从“男人的事情”过渡到“女人的事情”，若抛却健康的问题不论，女人与香烟之间的交缠，的确是一段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历程。香烟如此细小，十分钟后化为烟烬的却是两性关系中的霸权，好莱坞女星愤怒的点烟姿势炸开了山姆叔叔的道德大门，也点燃了许许多多家庭妇女的叛逆意识。

从宋美龄到阮玲玉：中国女烟民的阶层标识

    在中国，女性烟民一方面代表着时尚与强势。抗战时期，一位美国记者到陪都重庆访问宋美龄，她在一家餐厅宴请那位记者，刚落座，就拿出一支骆驼牌香烟往那红唇里送，还问记者抽不抽。黎莉莉、蝴蝶等摩登的新女性抽烟形象，在老上海月份牌上亦为常见。

    王家卫的电影里总是不乏这样的场景：当阴雨连绵的下午，古旧公寓楼的门外都会站着一个女人，她看着雨滴在水泥路面上撞得粉碎，纤纤的手指优雅的夹着一根香烟，无论是《堕落天使》中的李嘉欣、《旺角卡门》的张曼玉、《重庆森林》的林青霞等，女性吸烟都被隐喻地描写成“浪漫、性感”。

    而另一方面，与香烟结盟的中国女人，亦代表着苦难与不幸，祖母，藤椅，和她那支饱经沧桑的水烟袋是当代中国画家中的常见题材。

　　阮玲玉电影《神女》中抽烟的剧照，更一度成为底层妇女不幸生活的代言：在家中她是“圣洁的母亲”，穿净色扯布旗袍；在晚间她是“低贱的妓女”，涂唇彩，穿花哨旗袍，手夹香烟在街头“垂钓”。

　　上世纪３０年代，吴永刚、朱石麟、蔡楚生、罗明佑等文人导演的叙述中。女性抽烟，便具符号性，可以是新女性的摩登，也是城市的颓靡。

     ２００４年查理兹·赛隆在《女魔头》中的吸烟形象，便完全阐释了这种“女烟民的阶层区分”：粗糙暗淡的皮肤和一口让人恶心的黄牙，查理兹·赛隆穿着邋遢的茄克，斜挎着一个鼓囊囊的旅行包，仰着头瞟人，表情冷漠地站在夜幕里的街角，手里娴熟地玩弄着一支香烟，“那是一种绝望的气质，颓废者的心灵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