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悲剧？
张爱玲说：“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而主题永远悲观。也慢慢体会出来：悲剧永恒。”然而，我们很少能够理解悲剧的意义，悲剧更多的被我们加工成喜剧，戏耍之，把玩之。
我们总把悲剧当成喜剧，也就离崇高越来越远
“你很难相信，拍出《活着》的导演，居然也能把自己降低到如此的水平。”有人在看完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后感慨。
独裁者（即秦始皇）面对几乎已经得手的刺客，在宣示了自己的思想后把宝剑交给对方。这位刺客，不惜杀了自己志同道合、被皇帝通缉的朋友，以表功的方式走到和皇帝这么近的距离，获得了最好的行刺机会。可是听了皇帝的一席话，竟临时改变主意，拿着皇帝扔过来的宝剑而拒绝行刺，宁愿自己去死。这样也就宣示了该片的一个根本思想：独裁者获得绝对权力，靠的不是武力，而是思想。而且，“天下”的利益，只有通过把权力都交给这么一个独裁者才能获得最好的满足。
这是秦始皇的喜剧，张艺谋的悲剧。
我们总把悲剧当成喜剧，也就离崇高越来越远。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伴随着种种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涌入，大陆社会的现代化反思，总是绕不开一个非常核心的话题：对个体存在的反思，这来源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对个体的人文关怀，被几千年的专制集权统治而忽略个体存在的中国文化在个体反思方面也热衷不已。
古希腊悲剧的精髓，就是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选择组合在一起，就成为一出命运的悲剧，而且是那么的不可避免。西方悲剧在于揭示了真相，在于“理”。中国悲剧，基本源于中国戏曲的悲剧性人物或故事。中国戏曲的美学价值在于“意境”二字，因此悲凉、凄美的故事、人物最终都是为了体现悲剧的意境，重乎“情”。西方悲剧强调对人的净化功能，中国悲剧则重视悲惨遭遇的直接描写以引起观众的同情与对恶势力的憎恨。
悲剧素来被誉为艺术的“最高阶段”，而在中国有无悲剧，这是个至今都争论不休的问题，因为中国古代美学文献中并没有悲剧这个审美范畴。在“悲剧”这个词出现以前，人们将一些描述人类无法摆脱的哀痛的作品统称为“哀曲”、“怨谱”和“苦戏”，内容上主要描写主人公凄惨的遭遇，而不是剧烈的悲剧性冲突。
中国文化崇尚长寿、永生、美满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不喜欢大毁灭、大悲痛，所以，中国悲剧必然要加上喜剧的尾巴。
悲剧的怜悯并不简单等同于“同情的眼泪”，而是洞见了命运的力量与人生虚无所唤起的一种意识和快感。朱光潜在其《悲剧心理学》中说道：“悲剧是人类激情、行动及其后果的一面放大镜，一切都在其中变得更加宏大”。也许亦是这道理。
悲剧的意义，是让人们直视悲惨的现实，以使人减少对不幸的悲哀感
今年３月份，在央视播出的电视剧《老大的幸福》引起了很多人的喜爱，故事讲述了东北小人物“傅老大”傅吉祥被四个弟弟妹妹接到北京“寻找幸福”的故事。在大结局中，傅老大没能和单亲妈妈梅好终成眷属，他默默地带着梅好患有自闭症的儿子乐乐走了……很多观众认为，让４个弟弟妹妹以及梅好相继找到幸福的傅老大，自己却成了最不幸福的人。
“看完这个结局，少活好几年，”不少观众对这样不团圆的结局难以接受，有人建议央视停播最后一集，更有过激者扬言要砍导演。另外，有一部分网友把气撒在了梅好身上，称没看出原来梅好是这样一个贪图富贵、忘恩负义的坏女人。还有网友发起“批斗”梅好的签名活动，得到不少网友响应。
学者朱大可认为，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情形是，有的文艺作品一味迎合的趣味，与所谓现代意识毫无干系，而仅仅是某种被人们称之为“国民性”的传统文化心态，它们成了此类作品的种族基础，当这种心态无限膨胀并成为坚硬内核时，某种经过改造了的电影儒学便悄然出世。在不少作品中，大团圆的结局往往削弱了原有的悲剧力量。
一些人喜爱喜剧，这是无可厚非的，从心理上讲，这是一种对自己蒙蔽悲惨现实的自我安慰。正因为这种安慰，人们会产生一种快感。但是，一旦用来蒙蔽现实所用的手段失去作用，那么这种悲惨的现实便将展现在眼前。曾经习惯于躲避这种不幸现实的人可能因为无法躲避而放弃生活。
悲剧的意义，是让人们直视悲惨的现实，以使人减少对不幸的悲哀感。
学界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悲剧是《窦娥冤》。剧本通过窦娥蒙冤而死的怨愤使自然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情节，强烈地表现了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窦娥的悲剧是元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正是时代的悲剧。７００多年以来，它一直演出不衰，若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也无愧色。可以说，《窦娥冤》比先前一切包含悲剧因素的戏剧都来得出色，它是我国戏剧史上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作品，因而也就可以说，中国的古典悲剧从此始。
佛教认为，人生来便是吃苦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于是，于生命无穷尽的痛感中寻求快感，使得悲剧审美充满了悲天悯人的同情和隔岸观火的安全感。我们既满足于在别人虚构的故事里投入真实的情感留下自己的泪，又丝毫不被剧中的苦难所伤。因此，悲剧的美一览无遗的掳获了人性的“普遍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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