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城市病”：我们到底要什么？(2)

 在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均衡，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中小城市欠账太多，人们不得不涌向大城市。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城市的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没有能够及时跟进，不仅外来人口的生活舒适度不高，大城市原住民的生活舒适度也在降低。

 汪玉凯曾去德国考察，在德国一些大城市，由于城市病的出现，居住质量下降，很多有钱人离开大城市选择乡村、小城镇居住。大城市为了增加税收，不断改善城市生活质量，吸引有钱人回到大城市生活。

 
警惕拉美式的“恶性城市化”

 “我们的城市究竟是为谁而建，为什么目的而建？”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公权市场》作者徐宗威说，“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出了偏差。”由于不清楚城市为谁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单纯的利益驱动下，较少地关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车道越来越少、各种公用设施越来越贵。

 “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经济功能，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徐宗威说，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那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ＧＤＰ，怎么赚钱怎么做。在一味单纯追求发展的前提下，城市的生活功能就会被忽视。公共绿地越来越少，房子越建越多。我国有很多城市就是这么做的，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一切代价。

 正如不少专家所指出的，“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

 中国２００９年的城市化水平已经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４％提高到４６．６％，平均每年增加近一个百分点，超过１００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已有１１８座。如何避免像一些国家的城市那样盲目扩张，导致“城市病”传染和蔓延，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在１０月７日闭幕的上海世博会“和谐城市与宜居生活”主题论坛上，上海市建设与交通委员会副主任沈晓苏则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从婴儿车是否上街，看城市和谐水平。首先，婴儿车能不能上街可以反映出一个城市的设施和道路是否无障碍。此外，家长是否愿意把婴儿车推到街上，与空气质量等环境问题有关。城市最大的污染是汽车尾气和废气，不改变空气污染的现状，城市道路上就不可能大量出现婴儿车。

 城市化本身从来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拉美式的“恶性城市化”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大量人口涌入少数大城市，城乡、贫富、地区两极分化……

 简·雅各布斯出版于１９６１年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震撼了当时以及接下来半个世纪的美国规划界。在雅各布斯看来，没有谁能给美国城市活力。相反，她力挺外表混乱的多样性城市生活，烟杂店老板、没经验的母亲、街头玩耍的孩子、爱把身子探出窗户的好事者，他们相安无事，城市也就处于平和状态。有连续而短小的“街道眼”，就会有自发自由的“舞步”。她给城市开出的处方是少干涉人们自然选择的生活。

 １８世纪经济学家孟德维尔语出惊人，他认为个人恶行产生公共美德，即便是最卑劣的恶行，比如酗酒、赌博、偷窃“也是社会繁荣的一部分”。因为个人追逐私利的行为间接促进公共利益的积累。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模仿可憎的事物，如果功夫精到，就能创造美”这种极致之间的转换，到如今身陷城市痼疾的我们，似乎依旧要在巨大的循环里沉醉着、迷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