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城市病”：我们到底要什么？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为了生活的更好留在城市”。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它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面临如此严峻的生存危机，不是来自外部的侵略、征服、奴役，而是由我们自己制造的，指向心灵的病态——生存方式以及生存理念的病态。

 其实关于城市化，不应该是土地城市化，而应该是人的城市化。难道我们真的需要城市化吗？城市化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欲望膨胀、贫富分化、声色犬马、金钱至上、环境污染、空间压抑……“城市病”严重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

城市化的“围城”处境

 大城市后悔城市做大了，小城市则希望城市越做越大，“住在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造成“城市病”爆发的原因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也不是一时能解决的。

 在省图书馆搬到东城以后，原来天天去大明湖看书的济南市民胡磊很是苦恼：坐公交得倒好几趟车，打车的钱，足够买书了。比他更苦恼的是位于东郊一所大学的大学生崔健，“进个城坐车得１个小时。”

 “原始的、粗放式的使用公共资源，当然会造成浪费、污染、脏乱等问题。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整合公共资源，的确有利于公共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但必须科学合理，不能唯ＧＤＰ、政绩观至上。”著名城市规划专家王军表示。

 王军认为，城市的魅力在于公共资源的集中，处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当非常多的人都向城市集中的时候，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功能将会被过度消费，加上城市自身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最终形成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空气污染等等城市病。 

 十一期间，供职于济南某报社的小王跑到郊区，在一个农家乐里离群索居了７天。小王对记者说，在郊区，“肺似乎一下敞开了。”他如此描述。他去农家的菜园采摘蔬菜，溜猫逗狗，手机关机，心一下子平静了。“每天的闹钟是鸡叫，没见过有那么多星星的夜空。”

 其实小王也承认，偶尔避避还可以，在农村呆久了，小王也会想念城市，去书店买书，去影院看电影，方便得很。“但城市的毛病，有时候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去南部山区玩的人太多，结果车整整堵了好几公里。”十一第一天，记者一位朋友在微博上感慨，在这一部分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凑堆游玩，而是想静一静。“大家想到一块去了。”

 和大多数人相比，知名作家、公共知识分子余世存就幸运得多：为了治疗风湿和静下心来写作，他从北京跑到了云南大理，在郊区租了一套房子，每天“看日月穿梭，听清风鸟鸣”，结果两年下来，不仅病情大为好转，而且“人生的态度变得更为纯正。”原来他担心离开大都市，内心会失衡，结果现在，“不愿意回去，我以后离开北京会是必然的。”

 社会学家认为，“当代城市是移民运动的扩展和共存文化的异质性的代表，是一个强化社会不公平的因素和连带系统功能不足的标志，同时也是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的场所和日常生活不断制度化的场所，所以当代城市创造出三个范畴的陌生人和三种层次上的陌生，即国家的陌生人、城市的陌生人和组织的陌生人。”

盲目扩张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济南会不会成为庞大的露天停车场？

 “童话大王”郑渊洁说，“我有一次在京遭遇堵车３个小时，内急无法解决。后来我每次驾车都带纸尿裤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机场安检员发现“可疑物”后曾质疑郑渊洁：“你有病﹖”郑渊洁说：“不是我有病，是北京的交通有病。”

 １９５３年国庆节，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看到产业工人的人数较少，当即对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说：“首都是不是要搬家？”

 “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京，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１９４９年进入北平之前，毛泽东作此表示。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１９５８年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递交《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北京市总人口现在是六百三十万人，将来估计要增加到一千万人左右”。

 这１０００万人的人口规模，以实际常住人口计算，１９８６年已经实现。尽管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今后北京人口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一千万”，终未能拽住这个城市人口增长的脚步。２００９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达到１９７２万人，提前十年突破总体规划确定的２０２０年１８００万人的控制目标，接下来的人口爆炸导致的各种问题随之而来。

 其实，交通拥堵不止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司空见惯，就连不少二线城市也进入了堵车的怪圈。２００９年底，济南户籍总人口为６０３．２７万人，全年人口自然增长率２．６１‰。目前济南市汽车保有量高达４５万辆，平均３辆车才有１个停车位；事实上，“竞争”可能会比这更激烈，因为每天还有大量的外地车涌入济南。令人焦虑的是，政府仍然在鼓励轿车进家庭。用不了多久，许多地市级和省会城市就会成为庞大的露天停车场，动弹不了，呼吸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