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从渤海之滨到全省各地，从内蒙古草原到雪域高原，无论时间怎样流逝，那段知青岁月，在整整一代人的心里留下的东西太多，太多……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韦辛夷：“那时候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一个汗珠摔八瓣’”

　　１９７４年８月１６日——韦辛夷永远记得这一天，他和几个班干部同学主动报名参加知青上山下乡。“那一天我高中毕业了，从此踏上社会，我的工龄也从这一天开始算起。”

　　学校里贴出了大字报，坚决支持他们的这一决定。多少年后，有同学查到当时《济南日报》对他们的报道，济南召开二十万人上山下乡大会，然后下乡知青分乘敞篷解放牌汽车，沿济南市主要街道游行，韦辛夷和几个同学戴着大红花，车队被簇拥着穿过泉城路……“让人想起当年的莫斯科阅兵，士兵们穿过红场，直接奔赴二战前线，我们也是直接奔赴上山下乡的最前线。”

　　韦辛夷和另外２０个同学来到东平县沙河站公社大巴掌柳大队，“这个大队是当时山东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不吃粗粮，吃白面馒头，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回忆起往事，韦辛夷记忆犹新。

　　即便如此，接下来的艰辛还是让十七八岁的知青们措手不及。三秋三夏，春种秋收，沤粪、打农药，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全新的体验和磨砺。天气最热的时候，韦辛夷穿起长衣，钻进玉米地打农药，“要是不穿长衣，玉米叶子会把身上割出一道道口子。”没有风，浑身沾满农药，汗直流。

　　除了打农药，还要沤粪，也是在天气最热的时候，把粪和秸秆沤在化粪池里，在太阳底下发酵。人要卷起裤管跳下去，在层层蛆虫的“注视”下，拿一杆三叉钩，把肥料挑到岸上。“那时候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一个汗珠摔八瓣’。”

　　大队支书心疼这些年轻的知青，想了个办法，本来每天早上都是支书在喇叭里喊话，这天他不喊了，站在村口甩鞭子，村民听到鞭声，知道该上工了，就起床往地里赶。不久知青们知道此事大为感动，也和社员一样早起出工。

　　下乡前韦辛夷已经迷上了绘画，在大巴掌柳，他拿一本台历，每到歇晌就坐在地头画上几笔。“并不是技巧上有多进步，而是在于心性、对生活的感悟，当时绘画的情感很纯粹。”

　　韦辛夷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画村史。三个人一组，到各个村庄，听老人们忆苦思甜，把当年的苦难记录下来，韦辛夷和另一个知青一起画出来。往往第一幅画是这样的：一个白胡子老头，背上三座大山，分别写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背景乌云滚滚，老头满脸沧桑……

　　１９７６年，部队到农村招兵，韦辛夷报名参加并顺利通过。从此以后，韦辛夷结束插队生涯，开始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

　　时至今日，每年大年初三都是韦辛夷和同学们的法定聚会日。三十多年了，没有一次间隔，“把所有的活动都推掉，每个人轮流请客，却总是排不上号。每次相聚，说不完的话题还是上山下乡的那段经历，这是怎么说？不到两年的经历，成就一生的情感寄托，也是一桩奇事。”

　　韦辛夷这样表达他的幸福观：“我们的幸运就在于赶上了文革，放在历史长河中看，建国６０多年，有１０年是特别的，让我们赶上了，是不是显得弥足珍贵？现代人听我们的故事，就像我们听老先生讲抗日的故事，隔靴搔痒。这段经历最终转化成一笔巨大的财富，使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想着别人、脚踏实地，能力可能不够，但做什么事情一定做好。”

　　下乡２０周年，韦辛夷和同学们回村看望老支书，一到村口就有人把他们认出来了，双方分别叫出对方的名字，互相诉说别后生活。今年上半年，同学们为村里争取到了一笔经费，用于帮扶村里的希望工程、义务教育等。

　　遥远的大巴掌柳，成了这些年届６０的人们永远的故乡。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原副主席

林淑娘：西海庄的“铁娘子”

　　林淑娘仍清楚记得回国前，父亲拿起一只拖鞋对她说：“国内的条件很艰苦，你不要后悔，一切要靠自己努力。如果有一天你后悔了，那么我只能送你一只拖鞋——你用它来抽自己的嘴巴。”

　　１９６６年，１９岁的林淑娘从印度尼西亚回国，被安排在烟台市第一中学读书。两年后面临毕业，学校提出毕业分配的四个面向，主要是面向农村。那时候林淑娘父母都还在国外，自己和两个妹妹在烟台，她对农村的生活习俗一无所知，完全可以按照“华侨学生可以留在城市”的政策，理所当然地在城里工作。

　　“我当时高中毕业了，渴望在祖国读大学……”形势的变化使林淑娘改变了想法，她没有接受学校的建议留在城市，而是和初中毕业的大妹妹一起报名下乡。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３日，林淑娘姐妹来到文登县宋村公社西海庄大队插队落户。第一次参加劳动，林淑娘去割豆子，不是割掉豆枝，就是将豆秧连根拔起，镰刀怎么也不听使唤。

　　１９６９年秋天，谷子快熟了，队长派林淑娘看管谷地、赶麻雀。林淑娘天不亮就起床，带着干粮下地，早饭、午饭都在地里吃。一次下雨，社员们都收工了，林淑娘坚持淋在雨里，守望着即将成熟的谷子。半个月下来，林淑娘由于赶麻雀，嗓子都喊哑了。

　　一次，林淑娘因阑尾炎疼痛难忍，村民用独轮车推着她，辗转公社医院、县医院，跑了七八十里路，终于得到救治。住院期间，几乎天天有村民跑来看她，买来糕点、煮了鸡蛋送来，一位大娘拄着拐棍，让人领着来看她。林淑娘深受感动。

　　１９７１年春天，县里推荐林淑娘上大学，通知书发到了村里，林淑娘拒绝了。后来，文登县委常委、宋村公社党委副书记、山东省团省委常……在担任过许多职务后，她于１９７４年被任命为山东省统战部副部长、山东省侨联主席。

　　接到任命的通知后，林淑娘说：“我想继续留在农村工作！”于是，林淑娘成了一位“脱产”的副部长和主席。一次，林淑娘从济南开会回来，刚进村口，正赶上村民在割草积肥，她袖子一撸，裤角一卷，跳进齐腰深的水中，挥镰割草。

　　林淑娘的妹妹林宣娘，和姐姐一起来到西海庄，并结婚生子，直到现在仍生活在那里。

青海８０００山东戍边知青之一、青岛市作家协会主席

王泽群：离别时的凄艳悲剧

　　“坐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远方的青年人，柴达木来安家。……”很少有人熟悉这首歌，但在４０多年前的知青心中，其火爆程度堪比现今的流行歌曲。

　　１９６５年夏，正在筹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青海省农业建设第十二师”工作组来到山东省，在济南、青岛等８个城市招收知识青年参加西部的开发建设。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山东８个城市的７５３１名知青来到青海，其中以青岛最多，先后共向青海生产建设兵团输送了五批军垦战士，总人数４０００人左右。

　　在青海，知青们住在土坯房里，１９６５年参加青海农建师的解光永说：“住土坯房有不少优点：跟大地联系更密切，冷暖更一致，而且也更符合屯垦戍边的本意。还有更天然的，那就是地窖、地窝子。”

　　干旱使知青们嘴唇裂口，缺氧使他们夜间头痛，但跑步和走路难不倒他们。收工后到团部去看纪录电影《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来回３０多里地。自行车出现之前，出门只能骑马，要不就骑骆驼。解光永曾捉了一匹骆驼骑到格尔木医院。

　　等到离开的时候，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青岛作家王泽群回忆道：“许多同学已和山东、青海的知识青年确定了恋爱关系，个别的也已成婚。于是，再一次演出了‘生离死别’的凄艳悲剧。哭哭啼啼、恩恩怨怨、卿卿我我……也有极个别的同学，放弃调动，下决心与爱人在农建师扎下深根，厮守终生。”

　　２００２年春天，留在格尔木的知青李和印牵头，在他们曾经奋斗过的地方营造了３万多平米的“山东知青林”，８０００山东儿女，８０００棵树，为格尔木增添了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