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建国后济南第一任市长姚仲明第一次提出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四人中，除王祝晨于文革之后第二年病逝，其他三位皆于上世纪４０年代离开人世。光阴流转，其人已逝，然而他们为山东乃至中国教育所作的探索与尝试，永远被后人铭记。鞠思敏的﹃破正谊﹄　　面对如此情景，讲台下边的学生不觉放声大哭起来，校长也哽咽着讲不下去了。

校长亲自打铃、扫地、上课，身兼数职

　　“抗战爆发后，在父亲的大力倡议下，正谊中学破天荒地办了一个女生班。”山东大学西校区一座普通的居民楼里，９２岁的鞠文俊老人向记者讲述那段峥嵘岁月。当时，鞠文俊执教这个女生班“所有别人不教的课程，国文、英语等等。”

　　正谊中学创立之初，社会上流行着“破正谊，烂育英，顶呱呱的一中”的顺口溜，这个“破”字一方面指经费紧张，另一方面指这里的教职工和学生穿的衣服不时新，而这恰恰是正谊平民教育理念的最好写照。那时候学生们经常看到鞠校长亲自打铃、扫地、上课，身兼数职。大明湖边蚊子多，据说他一床几十年的破旧蚊帐，补了又补，没有换过。

　　曾在该校任教的马祖禹告诉记者：“‘济南惨案’发生后，日本兵盘踞济南。正谊中学的校舍在侵略者炮火中惨遭破坏，就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学校依然在来年春天复课，鞠校长的压力很大。”许多学生都注意到学校南楼的红瓦顶中嵌插着若干片白瓦，“那是鞠校长特意这样修补的，因为这是民族的伤疤！”

　　第二年５月３日，“济南惨案”一周年。“上午９时，全校学生在一座大教室中举行集会。鞠校长先讲话。他以低沉的悲痛声调讲述中国的国耻历史和‘济南惨案’经过。这时从窗中望出去，大明湖里正有几只日本的游船。在室内的我们能够听到哇啦哇啦的喧嚣嚎叫之声。面对如此情景，讲台下边的学生不觉放声大哭起来，校长也哽咽着讲不下去了。”原正谊中学学生，著名史学家孙思白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这一幕，至今让人唏嘘不已。

“我只知道他们是抗日爱国的，余无所知！”

　　“我老而不朽，庸而不昏。我只知道他们是抗日爱国的，余无所知！”说罢，鞠思敏甩门而去，只留下那位质疑他的人目瞪口呆。这个人是一位当局要人，就在几秒钟前还神气活现地当面责问鞠思敏：“你本是山东的教育家，可是你的学生却成了共产党。你已成昏庸老朽。”

　　１９２９年８月，鞠思敏在考察过晓庄师范之后，在济南北园白鹤庄成立了山东省第一乡村师范。他延聘教师，只看学问，不计政治信仰，他知道教师与学生中有共产党员的活动，不但容纳他们，而且多方设法保护。当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与教育厅迫令他开除进步学生，他愤怒地搬出“办教育以来从不开除一个学生”的传统，硬硬的把当局顶了回去。

　　由于和当局的对抗越来越激烈，鞠思敏最终被撤了职，此后他一直隐居于县东巷的小院。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正谊南迁，鞠思敏心里还是记挂着这所倾注了自己心血的学校，出钱请人代为看管校舍。“当时，教员基本上没什么工资，校长更没有，中午吃一顿免费午餐——一摞煎饼、一小盘水萝卜、一瓶酱油。”后来，即使这样也办不下去了，很难维持。

　　此时日本人请他出任山东教育厅厅长，“父亲以身体不好为由严词拒绝，他们派人日夜监视我们家，动不动半夜敲门查户口，意思是看看你鞠思敏跟外边有没有联系。”鞠文俊老人说着还模仿了几声咚咚的敲门声。

我（季羡林）每次想到济南，必然想到鞠先生

　　鞠思敏一生著述甚少，据说只有少量诗文，却大多遗失散落。马祖禹曾在鞠思敏儿媳崔志英家见到一张先生的遗照，这张幸存的照片被压在抽屉里的报纸下面，“要不是这样，文革中也会被抄家抄去了。”

　　季羡林在《怀鞠思敏先生》中写道：“我每次想到济南，必然会想到鞠先生。他自己未必知道，他有这样一个当年认识他时还是一个小孩子、而今已是皤然一翁的学生在内心里是这样崇敬他。我相信，我决不会是惟一的这样的人，在全济南，在全山东，在全中国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怀有同我一样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