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村庄

 近日，两则新闻引起了媒体的热议。一则是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一则是诸城的行政村社区化。在中国这样的“二元结构”浓重的国家里，两则新闻中提到的现象成为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缩影。

 自从２００８年十七届三中全会聚焦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以来，“第三次土地革命”悄然展开，宅基地置换、土地入市，一系列改革的背后，是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必然结果。

 未来五年，对中国城乡关系的调整而言，相当关键而充满变数。这五年内，城市化率将首次超过５０％，绝大多数中国人将生活在城市；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将降至１０％以下，这是前所未有的。

 有专家指出，中国城市化就是“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树、你的粮食却不要你的人，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很粗暴地把农民排除在外面。”城市化就是把乡村变成城市，把农民变成市民吗？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

 如今，乡村中国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朝着城市中国进发。没有人能说得清，一座村庄的消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会在什么时候结束…… 

不养猪，吃什么？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１８年前。

　　１９９２年前后，广东珠三角掀起了一股“城市化”的浪潮，大量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然而城市始终没有接纳他们，他们在城市里，只能算是城市贫民。

　　佛山市布心村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布心人在１９９２年变成城市居民，但“村改居”后，农民变市民的１８年，布心出现了奇异的发展停滞：社区里没有一条水泥路，村民没建一栋新楼，没一个公共电话亭，没有一盏路灯，没有任何污水处理设施。布心人一般以种菜为生，但是菜园却不属于他们，随时可以被政府收走。

　　“１９９２年之前，村里年年都有新建的楼房；１９９２年之后，村民没建一栋新楼。１９９２年之前，生活一天比一天好；１９９２年之后，一天比一天差。现在没有收入，儿女没钱上学，老人没钱看病，有好几个老人都病死在家里，不敢去医院。”布心“副村长”黎延涛这样描述１８年来的情况。

　　布心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是当前城市化浪潮之下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缩影。

　　在城镇化进程中，户籍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最近，重庆市的做法是将农村农民的户口迁移到城市。在这次户籍改革中，进城农民将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同时脱掉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三件衣服”。脱掉的这三件衣服核心是“土地”，土地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两年３００万、十年１０００万的农民进城计划，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成为几十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规模最大、配套制度设计最完善、影响最深的一次。

　　城镇化是我国目前的发展主战略之一。近几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以每年约１％的速度在推进，也就是每年有１０００多万农民变成了市民。然而，就在中国的城镇化朝着远处的目标“大步流星”的时候，浙江等省却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这不能不让人关注。

　　浙江省的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２００４年时的５７．７万人降到去年的１８．９万人，降幅高达６７％。９０年代前，农转非名额趋之若鹜，“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乡村一所房”。到２０００年之后，农民转非意愿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手中的土地更加值钱，二是转非后实际收入水平不升反降。

　　对很多农民而言，土地承担着双重功能，它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存保障基础，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如果官方不能提供合适并且体面的工作，农民只能自寻其路。在江西赣州市区一座居民楼内，一位进城农民只会养猪种地，无奈地已经被收走，只能在自家居民楼内圈养成百头猪。其他居民苦不堪言；养猪户也是“满肚苦水”：不养猪，吃什么？

“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影响２１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

　　“中国农民和城市的相处问题，已经成了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了。”长期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者陆学艺说。

　　陆学艺举了许多城市暴力频增的例子：“大量农民，此前根本没有任何知识积累，在被水泥化的土地里他们找不到经济来源，连饭都吃不了，他们试图去融入城市，可是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发展的巨大鸿沟，许多城市都需要现代技术，而大量农民只懂得简单的手工，矛盾来了，他们在融入不进的时候连吃饭都没办法保证，而且因为国家特殊的户口体制，他们也没有所谓的低保，当吃饭成了问题，再加上土地是被城市剥夺的，他们会对城市抱有敌意，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城市治安问题突出的原因了。”

　　一个有着１３亿人的国家，其１／４的人口在１／４个世纪内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未来的１／４世纪可能还将有１／４人口进入城市，一般民众可能意识不到这组数据意味着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公开宣称，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影响２１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

　　近年来，很多地方在大力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把原有的村庄整体拆迁，农民集中居住到新的多层或高层住宅，原村庄用地和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地方政府借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在城市近郊区征用同等面积的耕地，用于城市或工业建设。

　　这被形象地称作“宅基地换房”。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早已脱离农业，多从事二三产业，“集中居住”对其影响不大；但对那些二三产业并不发达的区域，盲目推进“集中居住”，必然增加农民的生活成本，损害农民的土地权利，造成诸多问题。

　　８月７日至８日，在海南召开的一场农村改革国际论坛上，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程同顺指出，当前有些地方推行的“宅基地换房”，实质上是农地被政府征用的过程，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土地资源被重新配置的过程。经过“宅基地换房”，农地的所有权由农民转入政府手中，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如果我们过于单调地依赖土地城市化来拉动城市化步伐，谁敢说不会掉入“拉美陷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南美国家的人均ＧＤＰ刚跨过１０００美元“关口”，他们为推动经济快速起飞，普遍实施了推进城市化战略。当大量“无土地、无保障、无固定岗位、无一技之长”的农民成为新市民后，问题由此而生：政府为承担他们的养老、卫生、社会保障等费用精疲力尽，城市内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社会阶层矛盾日益激化，社会治安严重混乱，最终导致社会失控，国家陷入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应该说，我国已经出现的城市化“大跃进”现象，与当时“拉美陷阱”的背景有类似的地方，而我国失地农民数量更是惊人，城市容纳劳动力极为有限，所遭遇的困难与问题，远比南美国家当时的情况复杂得多。如果我们过于单调地依赖土地城市化来拉动城市化步伐，谁敢说不会掉入“拉美陷阱”？

　　与“拉美陷阱”形成鲜明对比，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曾是农业人口为主的社会，都成功地完成了城市化。

　　韩国在３０年左右的时间内经历了高速的城市化过程，成为高度城市化的国度。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开发和工业化加快，无数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为统筹城乡发展，韩国政府自１９７０年发起了“新村运动”。１９６０～１９８５年，韩国城市化水平从３６％上升到７４％，２５年提高近４０个百分点。

　　虽然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中，当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工业部门和城市来的时候，发生过很多悲剧，但是，这两个地区却用２０年时间成功发展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民众生活富足稳定，中产阶级的人数稳步上升，迎来１９８０年代以后的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的新时代。

　　为什么这两地能够成功地转型为城市化社会？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们没有把人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所有公民能自由选择职业，自由迁徙居住，公民的权利不会因为社会出身而有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