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热爱的东西最终会毁灭我们

本刊专访中国传播学会邓相超教授

　　《齐鲁周刊》：前段时间章子怡“诈捐门”爆出，举众哗然，抛开对她道德层面的评判不说，您认为“用同样的热情来打造和摧毁明星”背后有怎样的社会和文化动因？

　　邓相超（以下简称邓）：“英雄崇拜”是人类共有的天性，然而在一个不需要英雄也产生不了英雄的时代，就有众多的虚虚假假，真真实实，自封的，人造的，小圈子吹捧的“明星”们来填补公众崇拜的空白。　　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博大精深文化传统的民族，自古就有一股子追求完美的渴求，我们民族的“君子”“英雄”无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十全十美的人。而我们对包括明星在内的公众人物，便有了一种原始的苛求：只许多完美，不许犯错。

　　意大利思想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其《精英的兴衰》最后说：“我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精英集团衰落和另一个精英集团兴起的宏观现象，我们无须徒劳地试图揭开掩盖着未来的纱幕。”把其中的“精英”转化成“明星”，也就是我们现在对明星兴衰大势的一个判断。

　　《齐鲁周刊》：“章子怡”盛极而衰，在“娱乐至死”的年代，这是不是她们的宿命？

　　邓：这不仅仅是“她们”的宿命，很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或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警钟！

　　《娱乐至死》这本书的作者尼尔·波兹曼提出了两大命题：世界究竟是会如同乔治·奥威尔在《１９８４》中所说的那样，信息被控制，真理被掩藏；还是如同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警告的那样，当信息完全开放，人们反而没有了解的欲望。

　　当文化和思想上的自由翩然来临，人们却用琐碎、无聊的感官刺激麻醉自己，竟然因为自由而变得不自由？是否会出现一个荒谬的现实：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为何发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我们所憎恶的东西未必能够摧毁我们，反而是我们热爱的东西最终会毁灭我们”。

　　《齐鲁周刊》：这是个向外界展示自我前所未有迅即和便捷的时代，微博、博客等传播工具对此推波助澜；阮玲玉因谣言自殁，芙蓉姐姐们却以刻意“暴露”为荣：“私人即是公共”，公众性事件的传播呈现出怎样的特点？这林林总总背后有怎样的动因和变迁？

　　邓：传播学指出，流言一般有如下特点：其一是流言信息的快速增殖性；其二是流言信息的奇异回流现象；其三是流言中伴随着大量的谣言。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总结集合行为中“信息流”问题时提出流言传播的公式从两个方面说明了流言传播的机制。其一是流言的话题通常是围绕人们比较关心的、涉及到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其二是来自正规渠道的信息不足，状况的暧昧性增加，人们会转而向流言寻找答案。

　　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只是表象。我个人认为这种表象背后的实质就是缺失一种我们这个民族所独有的“贵族精神”。

　　何谓贵族精神？著名学者许纪霖先生认为，所谓的贵族精神，就是教养、责任和自由。教养意味着每一个人要有精神的追求和品质的追求；责任是要有担当，承担起公共责任；而自由，不仅要追求不受强制的权利，而且要有政治参与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