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墉：孔氏家族的百年沉浮

本刊专访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会长——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４日，历时１０多年完成的最新“全球版”孔氏家族族谱，续修告成。此次修谱前，孔氏家谱不过大修了四次，明代一次，清代两次，民国一次。

　　作为《孔子世家谱》续编委员会会长的孔德墉是目前孔氏家族著名代表，孔府读书、文革遭难、晚年赴港，他的一生，正是孔氏家族百年浮沉的一面镜子。

《孔子世家谱》续编史

　　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孔子后裔联谊总会会长，孔德墉先生，如今远在香港。

　　已入耄耋的他，在接到《齐鲁周刊》采访要约时，打来电话。讲起自己的修谱往事：

　　１９９６年，他前往台湾向孔德成请教有关续修《孔子世家谱》的工作，７６岁的孔德成语重心长地说：“应该修，应该修……然时隔六十多年，战乱频仍，怎么和孔氏族人联络？经费又从何而来？”

　　那时的孔德墉，有香港的绿卡，出国、到台湾比较方便；身为商人，可以提供修谱需要的大量前期资金；和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是未出五服的兄弟，骨血相连。在２１世纪修孔氏家谱，对负责人要求颇多，孔德墉恰好拥有这些条件。

　　此后，由他主持的修谱工作，在历经十三年艰辛后完成。从这部８０册共２０００多万字的全球家谱可以发现，孔家的后裔已多达３００多万人，分布在世界各地。这次续谱第一次收入了女性后裔、少数民族后裔和海外后裔，相对于民国时期的全国谱而言，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谱。

　　而仍然来往于香港和内地间的孔德墉还不知道，６０年之后的下一个甲子之年，孔家由谁来修订家谱。他感叹：“希望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太平盛世之年。”

　　孔德墉认为，最早的孔子家谱，可以说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将孔子列为“世家”，其中记录了十几代，被很多孔氏后人称为第一部孔子家谱。

　　康熙二十一年，《孔子世家谱》的续修由３４岁的孔尚任主持，时至今日，依然能在上海图书馆看到这本异常精美的朱红色活字印刷的《孔子世家谱》。这是孔氏家族第三次修谱。

　　而《孔子世家谱》第四次大修，也是最近一次大修，是在民国时期，由衍圣公孔德成主持编修，始于１９３０年，成于１９３７年，当时收录了７９代、５６万孔氏族人，称为“民国谱”。

　　此次大修，在这１０余年的奔波中，如今已经８４岁的孔德墉坐牛车“到哪说哪，哪有得挑？”经历过“文革”的孔德墉，把那段寻访族人的历程形容为“第二次上山下乡”。

“孔子的家谱到我们这断了，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齐鲁周刊》：您儿时居住于孔府大院，恰逢战乱年代，是何机缘把您和孔府联系在一起？

　　孔德墉：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底，衍圣公孔德成先生随国民政府前往重庆，托付我父亲代理留守曲阜，守护祖坟。于是，我便跟随父亲留守孔家大院。现在看来，蒋介石办了一件好事，若孔德成落入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起码会把他绑架至日本，供奉成有名无实的“伪圣人”。

　　《齐鲁周刊》：当时的生活状态如何？

　　孔德墉：相对外面的战火纷飞，孔家大院却是一片平和景象。大院里的生活衣食无忧，平静安稳，每天吃着炒菠菜、炒肉丝等四菜一汤组成的“高级农村饭”。我大部分时间也都是住在孔家大院里，平常也不出去。如果想玩的话，大院里面就有个很大的后花园。

　　《齐鲁周刊》：孔府曾是中国最大的私塾，在孔府读书和别处有何不同？

　　孔德墉：按照规定，孔府大院的后裔子弟都要到私塾里念书，所有孔氏贵族的孩子都要到私塾里去研读《四书》、《五经》以及练习书法，每天的日程安排得非常有序。早晨六点多起床，八点钟到学堂里跟老师一起吃早点，然后跟着先生摇头晃脑地诵读圣贤经典。教书先生是前清的一位学识渊博的翰林。

　　《齐鲁周刊》：如今，原有的宗法制度早就瓦解了，几十年的变革和迁徙，使得孔氏家谱的修订十分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您在决意主持《孔子世家谱》续编工作时，作何考虑？
　　孔德墉：《孔子世家谱》只大修过四次，最后一次是在１９３７年的民国时期。６０多年的断层让家谱面临失续的危机，早在１９８７年，时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就曾向我提出续修建议，认为世家谱续修不可断。

　　如果这次不修家谱，那就断了，再过６０年，找人都找不到了———全断了。这也属于抢救。历历代代孔子的家谱没有断，到我们这断了，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