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姚明(2)
５月２５日是美国一年一度的国殇纪念日，当天举国政府机关、银行邮局、大型商号、学校诊所一律停业休息，让民众悼念为国捐躯的美国将士。与此同时，民间也安排了一系列体育活动，以丰富人们的假日生活。２００８年的这一天，北卡罗来纳州的康科德六百里汽车大赛上，入场观众有１８万，姚明来到现场，主持人这样介绍他：“在这一段时间中，他一直牵挂着他被困的四川同胞，为地震中造成重大伤亡，无数人无家可归而心痛不已，他希望在场全体观众与他一起，为地震中丧失生命的灾民默哀哀悼！”
这一举动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姚明发挥了他的“公民外交”的最大功效。
地震之后，姚明捐款，拍摄宣传广告，联系美国公司，呼吁他们为地震捐款。这让人很容易想到５年前的５月１１日，由姚明和上海电视台发起的“超级明星超级爱心——抗击非典直播节目”，３小时募得善款５０多万元人民币和２８万美元。
姚明去ＮＢＡ及其与ＮＢＡ相关的一系列成功运作，一直被人们称为经典的经济学案例。而他在非典中的表现同样可以被当作社会学的经典案例。因为，它同样为亟需支持、亟需寻求解决之道的社会公益事业提供了一个成功样本。
公众人物姚明的行为表明了他的价值观：人在社会中除存在经济交换之外，还有许多社会交换，即社会互助。有人曾把这种社会交换简单归结为无私奉献，或走到另一个极端，将其简单归入经济交换范畴，建立“时间银行”，做好事储蓄时间，以所谓的“道德储蓄”来召唤社会互助价值观的回归。
姚明没有随意地将自己的名气和青春一起挥霍掉，他知道什么时候应当顺流而下，什么时候应当逆流而上，在明星、球迷、社会中间寻找一种良性的平衡互动。
上海平民史：“我总希望出名，但我只看到了成名带给我的东西，而从没想到它也带走了很多”
一张照片：四川某地地震之后的一个夜晚，龟裂的街道、残破的废墟。一个青年从摆满刘亦菲、周杰伦、袜子、杂货的地摊上买了唯一的一张画像。素描仅有几笔，但很准确地勾勒出了我们熟悉的形象。
那是姚明。
他的形象使人相信，如果遇到什么不测，他会愿意和你一起坐在马扎上，在夜晚的灯下，忍受着蚊子，与你对聊。他所经历的身体伤痛一如每时每刻折磨我们的厄运。他笑的时候与大多数人一样可爱但不够漂亮，但你能够相信那些笑是真实的，而非在镜头前反复捏造而成。他曾在彼岸的国度拼争，而与我们一样，经历着日常生活的苦恼与烦闷。
他的成长也与８０后们毫无区别。童年在一条今天看起来又窄又短的公用走廊里度过，人高马大，却总受小伙伴欺负。
他成绩一般，小学一年级参加运动会才第一次投篮。但这一次投篮显然压力过大，篮球有气无力地碰了一下篮板，落在地上蹦到一边。而另一个小朋友用俗称的“倒马桶”业余动作倒准确投进了。姚明尴尬得满面通红。
那时的姚明其实并不喜欢篮球，他像一般的男孩一样喜欢枪，喜欢看书，尤其爱看地理方面的书，甚至还对考古发生兴趣。他还爱做航模，爱游戏机。
这种平民气质即使在他成为篮球巨星后，也未曾改变：“我总想能融入平民中，成为另外一个小男孩、小青年或者只是个马路上的普通行人，去看场电影，购物或买电子游戏……我总希望出名，但我只看到了成名带给我的东西，而从没想到它也带走了很多。”
姚明有个梦想：“就是在我不打球的时候想在夏威夷有个家。这将是一个我可以常常感受宁静的地方。除了在我的梦里，我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我有过这样的感觉，彻底的宁静。”
“我平生只跟一个女孩谈过恋爱，那就是我的女朋友。所以我决不会成为男女关系方面的专家。”姚明记得一家报纸在采访他和穆奇·诺里斯时，问到他们是否有孩子。他们先问穆奇，但是姚明替他回答了，“当然没有，”他说“他还没有结婚呢。”“事实上，”穆奇微笑地看着他说“我有两个孩子。”
姚明一直有着很强的荣誉感，他会一脸羡慕地望着前面的少年升旗手将国旗升起。他的生活坦荡、朴素，你很难想象绅士姚明也会暴怒以致“横眉冷对”。
从２００３年４月开始，作为中国男子篮球队签约赞助商的可口可乐公司，在饮料瓶上使用姚明占突出位置的３名国家队队员形象。而姚明作为百事可乐形象代言人，并未授予可口可乐其个人肖像的使用权。于是，姚明认为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侵犯其肖像权，提起诉讼。
姚明这样说：“我毫不怀疑自己对于国家利益的重视。国家队的比赛任务我无条件服从，我会参加国家队的各项重大赛事，包括训练。路遥知马力，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在肖像权的问题上，我只是维护一个公民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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