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我们经历的历史细节(2)

      很多西方人惊讶，朱镕基甚至比一些西方政治家还幽默。

　　１９９３年５月，在多伦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说：“我很喜欢开玩笑，但常有人不理解我的幽默。比如前不久在北京开人大会时，我对湖南代表团讲，不要再挪用农业资金，损害农民利益，谁再这样干，我就砍谁的头。我不过是开玩笑这样讲，结果《农民日报》却当真报道出来，香港一些报纸也跟着登。后来我在记者会上说，我不承认要砍人家的头，那是破坏民主，违反法制人权，将问题国际化。第二天，香港的报纸却说我讲了话又不承认。这些报纸是不是缺乏一点幽默感？”

　　
民主政治与人权问题——

“我们承认，我们在人权领域有不足；但同时我们也要说，中国人民正在享受历史上最好的人权”

   “所有跟我们中国领导人会见的外宾，很少有不谈人权问题的，好像不谈中国的人权问题回去就不好交代。”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说。

　　他接着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她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比你大１０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

　　一个月之后的４月８日，朱镕基在美国会见了４位宗教领袖，他们谈到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宗教领袖们向他指出，天主教和一些基督教派在中国发展了一两个世纪，然而在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只有８０万教徒，而现在增加到了１０００万教徒。“中国近２０年来共印刷了《圣经》２０００万本。如果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切又怎么可能发生呢？”第二天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记者莱雷尔采访时，朱镕基说。

　　“我为民主奋斗了一辈子，因此，我觉得民主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要民主，我们也要法制，所以，在要求民主时不能违法。民主与法制应该同时发展。１９８９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是因为他们要民主，不要法制。当然，我现在还不能说他们要的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或者他们要的是什么形式的民主。”４月１３日，朱镕基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承认，我们在人权领域有不足；但同时我们也要说，中国人民正在享受历史上最好的人权。”

港澳台问题——

“你这个‘赤字特首’，跟我这个‘赤字总理’比起来还差得多呢！”

　　１９９９年朱镕基访美的成功引起了台湾方面的注意。台湾“行政院”《朱镕基访美专题》报告称：“朱镕基此行，虽然碰上北约出兵南斯拉夫而在媒体曝光上略有逊色，但无可置疑的，仍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大体而言，这些正面评论都是针对朱镕基个人的魅力而言。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１９９９年４月８日，在与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星岛日报》记者问朱镕基愿不愿意访问台湾？朱镕基说：“他们又没有向我发邀请，我怎么去？而且，以什么身份去？你帮我想一想。”一旁的克林顿说：“如果总理先生到台湾的话，能够像今天在这儿访问那么幽默，那么有风度，那我认为应该去。”朱镕基幽默地说：“会不会被打得鼻青脸肿？”

　　“至于香港，过去我就想去，而且去过了；现在我还特别想去。但现在我当了总理，失去了部分‘自由’，不能想去就去，但是我一定会再去。至于香港人民对我去香港是表示欢迎，还是示威、抗议、游行，那是香港人的自由。”

　　在香港面临严重经济困境，民众信心几近涣散之际，朱镕基在多个公开场合力挺香港，更高呼“我爱香港”。他承诺：“我们也将继续、始终竭尽全力，动用我们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和手段，促进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他鼓气：“有什么好怕？我告诉董特首，你去年不是有６００多亿、７００亿财赤，今年大概也是这个数目吧。你不是还有２７００亿储备吗？你这个‘赤字特首’，跟我这个‘赤字总理’比起来还差得多呢！”

　　接着又幽了一默：“你３年以后花光财政储备，你怕什么？你到中国发５０年长期债券，我第一个带头买，我相信中国人民也会和我一起买。”

机构改革与反腐工作——

“我不是曾国藩，他做的我做不到”

　　“无论涉及谁，我们都要一查到底，都要把他追查出来。没有任何困难，不会碰到任何阻力。如果有阻力，我们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清楚。”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在新加坡接受香港记者就厦门远华案采访时，朱镕基说。

　　外电曾评价朱镕基闯进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底，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道出一番苦衷：他正在操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４日，朱镕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宣布了自己的胜利：“我们原定的目标是要３年内把中央政府减少一半，但是去年我们就把这个一半机构减少了……现在政府机关的人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朱镕基的名字，被人称为正直清廉、疾恶如仇的代名词。他得罪很多人，不少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对他既恨且惧。他精简机构，让２３０多位副部级官员下岗；他打击走私和骗汇；他主张禁止军队经商；他加强金融监管，剥夺了地方官员随意干涉金融的权力。

　　他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除遭人非议、指摘、内心熬煎以外，他的激情与锐气也遭到挫伤。２００２年的朱镕基已不复当年的火爆脾气，代之以温情的一面。２００１年夏日辞别清华后，这位老人在不同场合面对记者时，自我评价的言辞明显增多起来，这股柔劲更显得荡气回肠，甚至还有些可爱。

　　在２００２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他的调子便已清晰可见：“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这是朱镕基的自谦之言，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他对腐败现象的厌恶。

　　也就是这次答记者问时，他依然掷地有声地说：“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他说：“我只有在我８小时睡眠的时候才感到是真正的孤独。”他还说：“我不是曾国藩，他做的我做不到。”

　　１９９６年岁末，朱镕基在北京观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此事虽已过去两千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叹。

　　此后有人这样评论这位前总理：“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焉能泪洒剧场？他的为情所动，焉能不让我们也跟着为情所动？假如我们都有商鞅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而改革没有了阻力，是不是一种异想天开和良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