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泡沫破裂对中国是好事

　　对话谢国忠——

　　可以这么说，在判断中国房价的趋势上，没有谁比谢国忠“输”的如此全面。但是，谢国忠推导出“房价危险”的思维过程，远比他的结论更为重要。在“新国五条”大闹地产界之时，谢国忠这位“唱空者”又道出了自己的全部心声。

　　《齐鲁周刊》：作为经济学家，你为什么屡次预言房地产泡沫将破裂?

　　谢国忠：我并没有说过“泡沫已经开始破裂”，我说的是“拐点”。2011年我说2012年是个转折点，2012年会有一个反弹。其实，这个反弹每年都有，但趋势是朝下走的。预测一个泡沫在什么时间破裂非常困难，中国房价破灭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在2005年时，我说过上海房价可能会暴跌。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是我看到在上海买房的以外国人为主，而当时美联储把利率提高3%以上。房地产一般在大幅加息情况下会暴跌。1995年，当美元见底时，泰国曼谷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下跌的房价使外国投机热钱撤离。我觉得上海和10年前的曼谷很类似。

　　《齐鲁周刊》：多数人认为你看待房地产比较悲观，但你又说对中国经济的态度理性而乐观，这是为什么?

　　谢国忠：房地产是没有生产力的资本。资本都朝房地产转移的话，对中国实体经济不是好事。中国人现在是看到哪里要花钱大家都想去炒一把，但花钱是不会产生生产力的。中国很多优秀企业都是90年代起来的。像美国这样慢发展的国家近几年也涌现出那么多好企业，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好的企业去做更有价值的事，经济是跟不上的。

　　这二十年中国天天讲钱的事，后来有些人因为投机突然暴富，出现了不平等。中国的财富和权力联系过于紧密，造成了社会不稳定。股市的泡沫、楼市的泡沫都是为某种心态提供了一个出路：你也可能暴富，你住的房子可能会涨十倍。到国外赌场看看，基本都是中国人多，中国人愿意把概率看成机会。我看好中国经济，因为中国潜力很大。中国人均GDP才6000美元，台湾、香港地区上万美金，发达国家近5万，中国要提高到1.5万就有250%上升的空间。中国的问题不是潜力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从1992年到现在，中国股市按道理讲应该涨了至少20倍，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不赚钱?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老百姓究竟得到了多少实惠?工资涨的同时物价、房价涨得更厉害，所以实际生活质量上升的不是很多。如果经济朝好的方向走，政府功能要转变，转成以服务为主，资本分配以后是公司和资本市场结合，市场行为决定。中国如果走向这一步，十年内收入翻一番很容易。

　　《齐鲁周刊》：听说你认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对中国是好消息?

　　谢国忠：房地产泡沫破裂对中国来说绝对是好事。中国的政策一直以来都是保增长，因为增长不好的话会有失业问题，社会就不稳定。经济发展放缓、通货膨胀率低时社会是最稳定的。而现在劳动力短缺、通胀问题很严重，房地产泡沫破裂会明显提升经济效率，通过限制地方政府最大资金来源，浪费型项目将会终止。由此，将会导致增长放缓和经济效率提高，为未来高质量增长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短期内的经济放缓减少了泡沫造成的浪费，对效率和社会稳定都是一件好事。可以说，经济放缓阻止了经济中肿瘤的生长，给中国更多时间来解决结构性问题。

　　《齐鲁周刊》：许多人认为你一直在悲观地“唱衰”中国经济和中国楼市，甚至称你为“空头总司令”，对此你怎么看?

　　谢国忠：中国人在文化上把心态看得比较重。从政府到各行各业，再到老百姓，都喜欢研究人的心态，似乎顺应了人的愿望就可以获得市场尊重。其实，现象背后的本质才是真理。对和错是一回事，上和下是另一回事。如果是上升我会说上升，如果是下滑我会说下滑，这只是一种判断，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投资者最重要的是理性看待问题，如果老是从自我感情出发去做一些判断那将会犯大错误。这些年，我的观点都是有记录的，比如我去演讲两个小时，整个过程都有录像，文章在哪里发表也有记录，在网络上都能找到。大家认为我说的有价值就可以听，觉得没道理就不要听，我也接受不同的批评和观点。

　　《齐鲁周刊》：大家对你知道最多的是“独立经济学家”，这“独立”二字怎么解释?

　　谢国忠：在国外是没有“独立”一说的。在中国，所谓的“独立”我的理解是和官方没有什么关系。在中国政治压倒一切，这是中国社会一个特别的地方。不光是现在，历史上就是这样。西方社会最重要的两个力量是宗教和军事，政治是从这两个力量里分出来的。

　　中国人没有“职业”的概念，只有对“身份”的认识。“职业”决定了你做什么工作，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你和什么机构在一起。打个比方，一个医生，“身份”决定了他要以医院的利益为先，而按医生的“职业”来说，治病救人才是首要的。按照这个逻辑，人们首先会考虑你说这话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好处、跟谁有关系，而不是这话是对还是错。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非常强烈，要让一个人失去信誉的话，讲几个故事老百姓就信了。但是故事是听不完的，投资也最好不要听故事，大的局面要有自己的判断。

　　我发表文章或观点基本不是在官方媒体上，合作的几个媒体也都是“擦边球”产品，相对可以开放一点。另外，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为国外金融机构做一些咨询，或为国外媒体写文章，好处在于不受控制。中国什么东西能发什么东西不能发，都是有控制的。所以，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政府会主动为我们来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