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下乡记

　　一股出人意料的力量正在试图扭转中国农业向所谓的现代化农业梦想进发的脚步。他们租种土地，组建农庄，说服政府和行业协会，运用娴熟的商业技巧吸引有意愿接受昂贵的有机食品的消费者，吸引资本加入其中，小心翼翼地避免这场新农业运动陷入新的产能导向……这一外力就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正在成为务农的一支生力军。在捍卫自己餐桌上的蔬菜和逃离大城市的双重动力驱使下，他们成功引入了社区支持农业(CSA)。

　　这是一场自发形成的下乡运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它既原始又现代，既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又充满情趣。我们相信，2013 年会有更多的个体和公司“插队下乡”。

　　“社区支持农业”在济南

　　沿济南经十西路一直往西，过了火车西站，成片的菜地映入眼帘，这便是溪地都市生态农园——济南第一家CSA 社区支持农场。

　　25岁的宋永亮，是这家生态农园的经理。读大学时，宋永亮便关注有机和生态农业，毕业后到石家庄一家建筑工地工作。“当时的工作比较固定，和自己本来的愿望不相符。偶然了解到石嫣和她的团队，便跟她联系，应聘到江苏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做工程主管。”宋永亮告诉本刊记者。

　　石嫣，备受关注的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创办者，而今在北京又创办了“分享收获” ，目的就是增加农民受益，让市民吃到健康的蔬菜。

　　2012年9月，溪地都市生态农园与大水牛市民农园签定战略合作协议，溪地都市生态农园引入成熟的管理经验及有机种植技术，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始人、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创始人程存旺博士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溪地都市生态农园的种植及经营管理工作。

　　农园占地300亩，2012年8月份首先开辟22亩试验田，11月，第一批蔬菜收获，工作人员将这些蔬菜免费赠送给济南市的幼儿园、敬老院、儿童福利院等机构，让人们免费品尝。

　　在溪地都市生态农园，消费者可以到农园花2000元左右承包一块土地，亲自体验从种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重拾早已逝去的农业生产，同时让孩子从小就了解健康的食物是怎么来的，农园的工作人员会提供技术指导。也可以采用自己只亲自播种，然后平日让农场管理的形式。

　　“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接，农场把菜直接送到消费者家中。消费者与生产者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是‘社区支持农业’的精髓。”宋永亮说。

　　“我们秉承吃在当地、吃在当季、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互养互育的CSA理念，从一点一滴做起，改变土壤和周边的生态环境。”宋永亮说，种植方式是“完全不用农药，化肥，严格按照有机生产标准生产。”因为有机种植对土壤的要求比较高，“有机土壤的转换需要一年以上，现在正在养地，让原有的农药和化肥释放。到春天就可以种植了。”

　　2012年9月，溪地都市生态农园正式落户济南的签约仪式上，石嫣指出，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绿色、生态、环保的生活理念。都市有机农园对食品安全、农业转型以及城乡关系和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石嫣说：“社区支持农业的好处，对于消费者来说，主要在于：收到严格按照有机方式生产的健康无污染的蔬菜;比超市的有机蔬菜低廉的价格;知道食品从何而来，谁种植了这些蔬菜，有机会参与种植，亲近土地;更加了解自己与土地、农夫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更多的了解和信任。”

　　而对于农夫来说，CSA 这种方式鼓励了他们通过负责任、和谐的方式种植食物，并且由于消费者的预付而获得了更强的抵抗天气风险的能力，并获得可靠的收入和公平的回报。

　　跟国外很多家CSA 农场一样，溪地农园没有申请有机认证。不约而同的是，北京、上海、广西、广东、四川的几家CSA 组织，在面对建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任感时，思路一致：参与式认证，依靠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来维系信任。

　　主导：

　　“双休日”农民和返乡大学生

　　一群城市白领凑钱做个小农场，或者干脆自己投资二三十万元，辞职当农民，这种被石嫣称为“中产阶级下乡”的做法成了近两年忽然兴起的社区支持农业项目的主流力量。

　　据调查，目前济南近郊租地种菜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自租自种，农民只负责给市民提供田地，播种、浇水、锄草等料理庄稼的活儿全是自己的事。

　　二是半租半种，即双休日时由自己来料理田地，平时由提供租地的农户帮忙照看，这是目前普通市民租地种菜最常用的方式。

　　三是全租托管，即租地后，市民仅按季来采摘果蔬，农活全部托管给提供租地的农民，至于种什么由市民和被托管的农民协商，这种方式适合所有人群，也是目前最受租地种菜者欢迎的方式。

　　从几年前开始，济南周边便出现了大量租地种菜的城市白领。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能说得清，有多少市民把餐桌“搬到”了山里，但“双休日”农民正越来越多。这些人平时在城里工作，双休日则相约奔赴近郊乡村，播种、浇水、锄草、摘菜，一脚泥，一身土，把自己恢复到农民。

　　城市中产下乡种菜的同时，也有不少大学毕业生返乡种菜。柴会龙和施鹏便是其中的代表。

　　“看着超市里每斤动辄几十元的韭菜，我心里很不安，食品不应该是一种奢侈品。我的韭菜卖7 元一斤，一点也不会比70 元一斤的韭菜逊色，我要让每一个人都吃得起无公害韭菜。”柴会龙说。

　　大学毕业，柴会龙带着山东省创业大赛济南赛区一等奖的创业基金，回到家乡章丘市柴家村，做起了农民。他承包了1500 亩地，打造韭菜特色品牌基地。

　　柴会龙的韭菜还做不到不用农药，特别是夏天虫害严重，会使用一些农药。“但我只使用在无公害检测范围内允许使用的高效低毒农药，并且只出产冬韭。”夏天使用农药的频率高，所以夏、秋两季上市的韭菜可能会带有大量农药残留。

　　距离柴会龙不远，章丘枣园街道前枣园村，施鹏的千帆农场也在当地小有名气。2007年从山东大学毕业后，施鹏进入一家农业技术公司工作，2011年7月，辞掉工作，回到村里种菜当菜农。

　　为了让消费者信任，施鹏还把蔬菜的种植过程通过网络向农场的会员直播。“蔬菜整个种植过程不用化肥、农药、激素，每个温室内安装1个摄像头，对会员实时网络监控直播。”施鹏说。

　　现在，施鹏每周二、四、六都会亲自开着面包车往济南送货，目前已有40多个长期客户。每箱菜5斤，售价40元。

　　施鹏在淘宝、微博、QQ群上宣传自己的原生态蔬菜，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因为之前在农业公司工作，认识了不少业内人士。现在自己干农场，很多以前的同事朋友都帮忙宣传。”

　　是对食品安全的担心，也是对工业化生产的有机食品的抗议

　　中国的中产阶级绝不是第一批出于对食物安全的恐惧去亲眼看看下蛋的那只鸡，甚至决定把鸡养在院子里的群体。

　　1965年，日本的一群家庭主妇由于担心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连市集都不再相信，直接与有机食品的农户达成协议，预付一年的费用， 农户必须按照要求种植健康的有机食品。在日文里，这个词叫做提携，这正是如今盛行的社区支持农业的起源。

　　石嫣的一条微博，被朋友广泛转发：“今天有人说，在有机农业蒸蒸日上的今天，突然明白，那些20块钱一斤的豆腐和150块一只所谓溜达鸡都是给高端人士享用的。从第一次从农夫市集到今天，那些曾经纯朴的东西，终究还是变了样，充满商业和利益的气息，那些土里自然生长的植物变成了噱头，变成了穷苦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吃食，到底是速成农业的伤还是扭曲的中国。”

　　中产阶级下乡，是对食品安全的担心，也是对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纯粹有机食品的抗议。

　　2009年初，26岁的石嫣还是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学农的博士生，当时的她未曾想到，她接下来的行动，参与并领导了这场遍及全国的中产阶级下乡运动。

　　CSA是石嫣从美国学回来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英文缩写。2008年4月到10月间，她被公派到美国一个农场呆了半年。

　　这是一种石嫣之前从未接触过的农业模式：提倡食在当地，食在当季，本地生产，本地消费;基于相互信任，社区的消费者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不管未来收成如何，都与农民共担风险，提前预付款项，购买农场来年的收成;农场则遵守承诺，完全不用化肥农药，尽量使用人工耕作，保证农产品的纯天然无公害。

　　石嫣被触动了：这是一种人类真正和土地友好相处的可持续农业模式。她很快就下定决心：在中国推行CSA农业。

　　回国后，她在导师温铁军的帮助下，租到了地，并将其命名为“小毛驴市民农园”。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一块荒地、四个核心团队成员、两三个雇用农民。新型农业模式就这样出现在中国。

　　近三年正是国内CSA的萌发阶段，国内按照“严格意义”上能称为CSA模式的80多家农场，按发起者身份进行分类可分为：土著派、市民派、公益派和餐厅派。土著派就是由“土生土长”的农户和合作社为主;市民派是由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在国内的CSA农场中占绝大部分;由高校、科研院和NGO发起的这类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可归为公益派;还有便是杭州龙井草堂、柳州爱农会等著名的有机餐厅为了给自家提供高品质的有机食材，自己建立维护的有机农户供应网络。

　　石嫣在微博中提到对未来的期许：“2013年靠谱的蔬菜从哪里来?从分享收获CSA来。成为我们的谷东不仅是吃菜，还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定一年的蔬菜，就好像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菜园，顺应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