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拯救农产品？

　　一组数据能够说明当前农产品的安全现状：170万吨农药，均摊13亿人，每人2.61斤;5000万吨化肥，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同时又施用了占世界40%的化肥。140万公顷的受调查污灌区中，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占64.8%。

　　曾经，不使用大量的外部资源就成功地保持了土壤肥力和健康。这是一百年前西方农学家发现的中国农业最令人称奇之处。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农业正在工业化之路上被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添加剂等裹挟着一路狂奔。

　　如今我们已深陷食品安全困境不得自拔，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

　　“几十年不倒棚，八九年不换土，这个肥那个素的用，不出问题才怪。”

　　“现在这地感觉就靠化肥顶着。我们也知道地力在下降，但这就像抽大烟一样，产生依赖性了，而且用化肥增产确实有保障。”寿光菜农孙福民告诉记者。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第一污染大国，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造成第一污染的产业是农业。”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说，很大程度上这是源于化肥的过度使用。

　　而在山东生产基地寿光，这种过度使用化肥的状况更为严重。

　　据绿色和平报告，在寿光地区，平均每个家庭管理两到三个蔬菜大棚，每个家庭大约有3-10亩地，大多以种植番茄和黄瓜为主。在过去10年中，农户为了增加土壤肥力，不得不增加土壤中各种肥料的用量。例如寿光农户一次在一亩地上大约施用5-6公斤化肥，平均每户每隔10天上一次肥料，也就是说在一年的作物生长季(大概为240天)期间，温室大棚每年每亩地要用化学肥料120-144公斤。

　　记者被告知，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短短几十年，我国耕地肥力出现了明显下降，全国土壤有机质平均不到1%。而与此同时，我国化肥用量及其增长速度也令人吃惊。

　　据著名植物学家蒋高明介绍，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千克/公顷，但目前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千克/公顷，是安全上限的1.93倍。

　　“这些化肥的利用率仅为40%左右。没用完，都变成了污染。”蒋高明说。

　　过度依赖化肥的土地大都严重酸化，喜酸性土壤的根线虫病在90%的蔬菜大棚中爆发，蔬菜的根系遭侵害后萎蔫甚至绝产。根线虫病的猖獗让寿光菜农们不知所措，有人在网上摆出擂台悬赏根治良方。

　　“几十年不倒棚，八九年不换土，这个肥那个素的用，不出问题才怪。”一位寿光人士说。

　　而由于土地严重酸性化，喜酸性土壤的根线虫病在这一带的温室大棚内大面积爆发，而且无法治愈，就像土地患上了癌症。据统计，山东寿光地区90%的蔬菜大棚受根线虫病的侵扰，此病危害植株根系的生长，其表现为植株的根系肿胀，不再长毛细根。植株的根系遭到侵害后，基本不再吸收水分和养分，植株容易萎蔫，甚至造成绝产。

　　“特别有效的方法基本没有，多施盐之类的，比如说上来病后，这个药不行换那个药，一种病靠一种药控制的效果不好。”青州南霍陵村的杨姓农民说。土地已无法为蔬菜提供生长的“温床”，大量的农药激素也就被广泛应用了起来。

　　“有时当天打药，第二天就采收。”

　　把带着花蕾的小黄瓜摁进药水里“洗澡”，这种农活俗称“蘸花儿”。

　　菜农们说，常使用的药水名叫“鲜花王”，能帮棚产黄瓜人工授粉，调节生长，起到坐果、膨大的作用。忙不过来时，菜农有时还会雇工，工人每日工资40元左右。在一棵秧子上，约有近20根黄瓜会相继成熟下架。算算黄瓜带来的效益，菜农们认为花这笔雇工钱也合算。

　　黄瓜叶子上出现了黄色斑点，菜农胡丽艳(化名)判断出这是“黄斑病”，不免有些忧心，“又得打药了”。这种病学名叫“霜霉病”，往往需要农用杀菌剂来帮忙。

　　“哪能不打药啊，有虫害更让人愁呢!”胡丽艳说，早在几年前，她刚刚给棚内的黄瓜打过甲胺磷，第二天来了收菜的商贩，她便把黄瓜卖掉了。

　　值得关注的一个背景是，2007年1月1日起，我国向甲胺磷等5种高毒有机磷农药抛出禁令，这些农药被正式禁止在市场上销售、在农作物上使用。

　　“禁令”下达之后，胡丽艳在市面上看不到甲胺磷了。她说，自己早知道甲胺磷毒性大，但抓紧卖菜没办法，“价格一天一样儿，没准儿的!再不卖，黄瓜还可能老了!”

　　有些蔬菜一天一打农药，未达安全间隔期就采收。来自青州的菜农章天保说，小白菜的病虫害太多，特别是夏天。卖药的说几天一打，要有安全间隔期，我们看到虫子哪能放心，基本上就是一天一打。“有时当天打药，第二天就采收。”他显得很无奈地说。

　　剂量也由菜农自己说了算。苍山菜农戴继霞说，这几天，她家的茄子叶子出现虫害。为了图省事，她把农药经销商给的联苯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等4种农药，混在一起一次性打完了。“现在打药，还不是全靠自己摸索?反正迟早都要打的，不如一起打了算了。”

　　关于农药，蒋高明掌握的数据是：我国农药的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其中有60%至70%残留在土壤中;2008年我国农药总产量173万吨，平均每亩施加1.92斤农药。

　　蒋高明说，“绕一个圈子，耕地中的有毒物质最终要回到人体安营扎寨。”因为有毒物质被植物吸收积累后，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并继续在人体内聚集。最终引发各种疾病。2011年曾被报道的“镉米”就是例子。

　　当“锄禾日当午”式的传统耕作方式被取代，农药、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等成为现代农业的“常规武器”时，蒋高明认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出现了严重问题”。“工业化农业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的农业之本。”

　　“小时候，家家都养猪，猪圈里每年都会发酵不少农家肥。”诸城菜农王运福说，那时自家产的农家肥便是农作物最主要的营养品。肥沃的土地上，和庄稼蔬菜一起生长的是各种各样的杂草，于是为农田除草就成了一项反复不停的农活。“一头扎进地里，烈日当头，那滋味别提多难受了。”

　　慢慢地，一种名为“除草剂”的农药应运而生。“那时候，除草剂的毒性很大，如果一不小心，不但会除了杂草，还会除了庄稼蔬菜。”王运福告诉记者，类似的事情在许多村庄都有发生。

　　不久，农业科技工作者便对“除草剂”进行了改良，技术的进步，使得“除草剂”更加专注于除草。据农民们介绍，现在的“除草剂”样式繁多，“菜地有菜地的除草剂，玉米地里有玉米地的除草剂，谷子地里有谷子地的除草剂。”仅仅“除草剂”这项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使得农民在农田里劳作的时间就减少了将近一半。

　　地里的活越来越少，许多农民开始从农田里解放出来，“精耕细作”变得“简单”和“粗放”了不少。于是，地里种植的作物更加趋向单一，往日里地头预留的菜地消失了。与之相伴而生的便是蔬菜种植大棚的出现，而之前走在地里瓜果飘香、鸟鸣蝉唱的农田景象已经成为许多人儿时的回忆。

　　“通往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技术上的进步，而在于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对社会的责任以及我们对自然界的热爱。”

　　美国海洋学家蕾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引发了一场农药之争。“现在每个人从未出生的胎儿期直到死亡，都必定要和危险的化学药品接触，这个现象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它出现在母亲的奶水里，而且可能出现在未出世的婴儿的细胞组织里。”

　　这是第二次大战的恶果，在化学战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实验室里造出的药物消灭昆虫有效，但是大量的毫无节制的喷洒终于使得这些杀虫剂最终成为了杀人剂。由卡逊作为先锋，反对农药的滥用从此成为一些人孜孜不倦的追求。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世界化肥的施用量也在按指数增长。至上个世纪70年代初，大约十年间翻了一番，比二次大战期间的五倍还要多。《增长的极限》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4月成立以后提出的第一个研究报告，报告预言了包括化肥污染在内的人类的困境：化肥肆意地污染着土壤与水源，下降的生产力又不得不通过更大的施用量来弥补，最终达到崩溃的边缘。

　　早期的绿色偏执者们遭受了政府经济部门以及公众的猛烈抨击。《时代》杂志指责《寂静的春天》作者卡逊“煽情”。但是仅在1962年底，已经有40多个立法限制农药使用的提案在美国各州通过，曾获诺贝尔奖的DDT和其他几种剧毒杀虫剂终于被彻底清除。

　　绿色偏执者们过去被视作头脑不正常的事情，如今都被认为理所当然，甚至成为时髦，并衍变为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的生活方式。是时候反思三十年农业大跃进的得与失了，农业发展应该慢下来，重新思考人与土地、自然的种种关系。“慢农业、生态农业”，是相对于“快农业”和“非生态农业”的概念。现在，农民种地，不打药、不施肥的恐怕不多了。但是，农业发展也应该有一个科学的“度”，太快了，肯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不良影响。

　　据报道，日本一家企业在山东莱阳租地1500多亩，种地、养牛。他们瞄准的是中国高端市场，主打高品质农产品。日企不打农药，不用化肥，甚至地里长满草，他们觉得这是在糟蹋土地。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认为，农业最终还将回归到他们的路径，依靠化肥、农药的种地模式是短视行为。

　　日式慢农业由来已久，上个世纪80年代末，日本便兴起了“务农热”。比如每年夏天在富山县举办的“人与大地共存大学”，人们在这里通过劳动、生活，谋求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更为高涨的热潮是家庭菜园，市民到近郊农场租用土地，用很少的投资即可得到安全的蔬菜。

　　“我深信通往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技术上的进步，而在于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对社会的责任以及我们对自然界的热爱。”英国环保作家卡琳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