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活时代”的女性主义饭票

　　近年，日本学者山田昌弘则提出“婚活时代”的概念。所谓“婚活”即以结婚为目的的活动，例如相亲、社交晚餐、快速约会，有时婚活的外围也包括参加化妆、健身、男女沟通课程等，以找工作的态度和决心来找结婚对象，用100%战斗力摆脱单身。山田认为日本已经进入了不参与“婚活”便难以成家的时代。

　　结婚真就这么难?女人为什么恨嫁?婚与不婚背后实质上纠缠着当代社会的阶层逻辑，对于梦想是元规则的章子怡，结婚无疑是事业之敌;而对于“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琵琶女”们，婚姻未尝不是恭维。

　　如果说阶级观决定价值观，“婚姻饭票”便是女人恨嫁的原因之一，就连哲学家波伏娃亦吃过萨特的“情人饭”;而除去把太太当做职业之外，两性之间是否可有多轨道的新型情感关系?

　　“捕婚时代”的女性命运：孤寡、后妈、拉拉、出家?

　　如果说到婚姻的非必要性，百年前的哲学家早用一生时间给后人写好脚本：固执的小老头康德，没有妻子没有子嗣，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哥尼斯堡;叔本华则认为真正的哲学家不需要结婚，一生痛恨女人，过着忧郁、愤世嫉俗的生活;号称“上帝死了”的尼采，因鞭子与女人的论调赫赫有名，一生情无所归，最后将童贞献给了妓院……

　　不过，且慢!这都是偏执且脑力发达的哲学故事，另外还是男人的故事，女性世界则是另一重叙述。一惊一乍的日本人，如此探讨未婚女性及其生活：日本女作家酒井顺子费尽心血写出一本叫做《败犬的远吠》的文集，认定年过三十的未婚女性，无论事业上多有成就、在职场叱咤风云，只要未婚就是人生战场上的一只败犬。

　　台湾专栏女作家徐尚懿25岁开始相亲，十年参演求婚活动50多次，仍然小姑独处。男性作家冯唐给这种大龄文艺小资剩女设定四种结局：孤寡、后妈、拉拉、出家。

　　大众范畴内，结婚早就成为一项比升职和就业更加紧迫的议题。香港政府2012年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适婚人口(20至49岁)中，男性46.8%未婚，女性38.9%未婚。香港无线台的《剩女爱作战》言之凿凿的告诉大家：“这个时代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剩女。”

　　的确，女人像猎手一样捕捞丈夫的伎俩自古有之，从《西游记》中玩绑票逼婚的女儿国国王到《红楼梦》中观音姐姐一样的薛宝钗和林妹妹的夺婿大战、《围城》中摆出娇痴状追着男人尾巴打转的女博士，再到如今大行其道的《嫁个有钱人》、《剩女求婚记》等励志型的电视剧……女人的历史就是一个“MBA选夫课程”，选夫标准之详尽，侦讯手段之丰富，擒拿技巧之完善，令人发指。

　　要做坚贞不移的不婚主义者，不仅需要异乎常人的勇气，还需要发达的左脑，与哲学家一般独成体系的大脑逻辑。婚姻成为被限购的稀缺品，各种与婚姻相关的社交活动大行其道。“捕捞丈夫”早已发展成了一门有理论，有实证的学科。

　　2012年8月，据世纪佳缘网站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网站注册会员累计达到6800多万人，近几年来每年都呈近1000万人次的递增，中国此类大型网络相亲不下十个。除此之外，社交晚餐、快速约会，参加化妆、健身、男女沟通课程、俱乐部等等成为单身女人出没的常见地，每个单身女人，都在打开张网，悉心捕捞她们的丈夫。

　　女人的“限购饭票”与男人的“制度性安全套”

　　社会学家研究男性与女性结婚的心态，得出的结果如出一辙：动物性的安全和交换。德国哲学家康德，终身未婚，对于不结婚的心态，康德自己说得很明白：“当我需要女人的时候，我却无力供养她;当我有能力供养她的时候，她已经使我不能感受到对她的需要了。”

　　女人择偶，习惯于仰视，哪怕都成“白骨精”了，不也想嫁个唐僧那样学问渊博地位尊崇的成功男人?谁会屈尊下嫁“虾兵蟹将”?把男人当做饭票就连女权主义者也很难例外，《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为了写这本书，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靠她的情人萨特生活，资助的理由是基于他和女作家的情人关系。当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相恋，张爱玲的稿酬高，不靠胡兰成养活，但是她仍故意象征性地问胡兰成要了一些钱，做了一件皮袄，穿在身上，心里十分欢喜。“因为世人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也要。”

　　洞悉中国人“丑陋”的柏杨说，只要条件许可，每个女人都有做荡妇的天分——朱丽亚·罗伯茨主演的《蒙娜丽莎的微笑》那个年代，即使在著名的卫斯理女子大学，女人们学习的目的也只是嫁个英俊富有的好丈夫。跟在一个无所不能的宋思明背后“垂帘听政”，怕是大半数女人的梦想，不分时代不论地域，每个“钻石王老五梦”背后都能一竿子打翻几沓郭海藻。

　　而婚姻制度对于男人也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功效。连日本情爱作家渡边淳一在他那本《丈夫这东西》的书里也不得不承认：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救济那些缺乏魅力的软弱男人的一种制度。

　　试想，如果现在还是《金瓶梅》那般无法无天的不靠谱年代，哪个女人能眼看着光是为偷情就能搭上10两银子中介费的西门庆，不为所动?正是因为男人可三妻四妾的法律漏洞，西门庆才能勾搭完潘金莲勾搭宋惠莲，梳笼完李桂姐再玩弄王六儿——活生生就是一出人妻侵略战。

　　如果日本曾经是一夫一妻制的鸳鸯型社会的话，现在则是海(狗)熊型社会，也就是女性们都蜂拥到少数的魅力男性那里去了。就像电脑，拼到最后还是硬件，爱情的战争打到最后也难免变为阶级斗争——经济领域上的无产阶级遭遇拥有豪宅、实质权力的资产阶级，很不幸，在这场暗战中往往武大郎们一并沦为了性无产!

　　张爱玲曾经说过：现代婚姻是一种保险，由女人发明。但凡比较有利的发明，全人类都可受益;女人可以享用男人富兰克林带来的光明，男人也可以惠于女人们的婚姻保险制。可以这样讲：现在通行的一夫一妻制，表面上是保护妇女基本权利的宣言书，是限制男人到处胡搞的紧箍咒，骨子里却还是代表最广大男人的根本利益。

　　结婚之于男人、女人无疑都是性价比最高的利益保障，是利益最大化的生活方式。

　　婚与不婚的阶级观：只有观音娘娘才有资本把自己奉献给佛祖

　　能做到结不结婚自己说了算难之又难——祝英台算不算痴情?那也不得给逼着差点嫁了马文才?更别提柔石笔下“为奴隶的母亲们”，别说不婚，为了养活孩子母亲们往往不得不二婚、三婚，甚至重婚。

　　婚与不婚背后纠缠着当代社会的阶层逻辑，对于梦想是元规则的章子怡，结婚无疑是事业之敌;而对于“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琵琶女”们，婚姻未尝不是恭维。

　　说到底阶级观决定价值观，就连礼教森严的封建社会也有终身不嫁、乐得穿梭在文人士子中间的鱼玄机和玉真公主——原因只在于她们衣食无忧、经济独立，有无视别人说三道四的强大内心。

　　衣食无忧的好莱坞巨星嘉宝、权势遮天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得以保全了自己的不婚决定权。羡慕她们独立与自我的同时，也应该明白，她们手中掌握的是常人不敢奢望的能量，作为保障。君不见演艺事业不怎么前途可观的李湘、陈慧琳、沈傲君，便没有张曼玉、章子怡不怕姿色打折扣的潇洒，忙不迭的嫁人生子，以求保值。

　　“婚姻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的宣言，也要能有买得起自由的女士来说才更可靠。靠才华便能掌握住饭票的波伏娃，可以立场高高的训斥说，性别只是社会化分工中的一场后天阉割，保持不婚才更能找回女性身份;靠嫁入豪门维持下半生安逸的贾静雯，却只能鹤唳风声的穷原竟委，靠着女儿公然发难。

　　如果说不婚是一种新型生活方式，那么不见得人人具备转型的潜质。作为一项颇具风险的人生经济学选择，不婚绝对需要强大的购买力。把婚姻作为调味品的名女人，不婚是一个名词，作为一种身份的体现、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模板，不婚像是她们品位优越的装点品;而把婚姻作为必需品的“北大荒”，不婚只能是个形容词，作为一种凄零的状态、一个无奈的选择，不婚像是她们生活失败的大红戳。

　　不婚的词性因为不婚人的阶层而变动，可以作为一种前卫生活的写照，也可以作为失意人生的代名词;因为不婚，有人如虎添翼，因为不婚，有人凄零寥落。不婚更多的时候像一种特权，需要尽的义务便是毫无怨言的忍受低成本的生活、正视病榻前无人养老的可能，以及面对传统家族主义的压力。不婚的权利人人有，不过未必谁都能甘之如饴的享受。

　　同样，结婚的机遇也人人有，但是结婚也未必就是幸福人生的全部写照词。波兰导演基耶洛夫斯基的三色系列电影之一《蓝》中如此反问：如果爱情只是卖弄自己魅力、追逐占有的游戏，如果婚姻只是出于支配与炫耀的道具;如果孩子和父母之间，许多年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拥抱的姿势;如果有的朋友表示出善意，只是为了利用;如果对事业的使命感，在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中，变成一则迂腐的笑话……于命运中，爱情、婚姻、家人、朋友、事业，都可能是陷阱。所有可以带来甜蜜的东西，都有可能会归于苦痛，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要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