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出租的子宫与爱情
她们是子宫提供者，更是租赁者。怀胎十月，一朝产子，孩子要不转让他人，要不与她们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她们被称为代孕妈妈。
不久前透过代母产下可爱三胞胎的香港地产大亨李兆基长子李家杰，最近，被指涉违反香港《人类生殖科技条例》，而周润发、李嘉欣、陈慧琳等明星大腕都曾陷入代孕风波，这是一个无论从法律上、道德上还是医学上都备受争议的话题，是谁在为人代孕？代孕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子宫殖民地：她们颠覆了我们关于母亲最基本的定义和看法
７月１８日上午９点，已经在省城某医院产科住了一周的何婷，阵痛，紧揪着她。
这种痛苦，３年前生女儿时她就体验过。那时，她发过誓，“打死我，这辈子也不生孩子了。”时隔３年，这位２７岁的离异单身母亲，食言了。
产房外，还有王雨（化名）和他的妻子康丽（化名）。这对穿着讲究的夫妇看上去比产妇更紧张。何婷阵痛呻吟时，康丽的惊叫声甚至引来了医生。“生了吗？”她的这句话问了不下十几遍，问丈夫，同时也是问自己。毕竟，她才是何婷肚子里孩子的母亲，卵子的提供者。
３０多岁的康丽，有先天性心脏病，当年生女儿时就险些送了命，现在丈夫的事业越做越大，夫妻二人一心想要个儿子继承“香火”，对于王雨和康丽来说，这笔交易的好处显而易见：何婷只花了４０分钟，给他们产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而何婷又得到了什么呢？当然，她得到了报酬：１０万元人民币。在中国，代孕妈妈通常能得到４－１５万元的报酬，而她们一直生活在“阁楼”里。
什么样的女性愿意怀胎十月、一朝分娩后就将孩子拱手让人？对于代孕妈妈，世间有着繁杂的看法：保守主义者认为，这是在玩弄生命的奇迹；而极左的女权主义者则将代孕母亲比作妓女，认为她们是在出租自己的身体。
在ＡＡ６９代孕网上，“代孕妈妈”的级别被分为Ａ—Ｈ级：Ａ级标准最低，初中学历，容貌一般，待遇４万，到了Ｈ级，要求有本科学历，容貌较好，待遇可以提到１０万元以上。这让很多人觉得和在超市里挑选商品并无二致。
一个代孕婴儿从受精卵到胚胎，历经大约１０个月最终出生，中间费尽周折。从胚胎体外培养开始，他们就被人为筛选和控制。同任何制造业生产一样，一切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不同的只是把商品换成婴儿，周期是１０个月。
以夫妻胚胎移植为例，在月经周期的第２１天，妻子接受达菲林注射，半个月后打促排卵针。就可以同时排出多个成熟卵子。之后，夫妻双方在医院取卵取精。取卵后４－５小时将处理后的精子与卵子放在同一个培养皿中培养。经过７２个小时的放置，它们经过自然淘汰，活力最强的一个或几个胚胎被挑出。三天后，在与中介达成私下合作的医院，胚胎被移植入代孕妈妈体内。
在此之前，代孕妈妈的身体在注射的黄体酮的作用下，也开始发生变化，使受精卵植入后产生胎盘。不过，药物永远都是双刃剑，大量的黄体酮也可能使胎儿发生畸形，这种风险是正常怀孕的８倍。如果使用人工合成的孕酮，还会使约１８％的女性胎儿男性化。
流水线般的胚胎制造，饱受诟病的“子宫租赁”，这个产业的一切都源于一个原始的欲望：我们要一个孩子。——任何事情都会有风险，这是一次拿身体换金钱的冒险。
她们是子宫提供者，更是租赁者。怀胎十月，一朝产子，孩子要不转让他人，要不与她们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她们被称为代孕妈妈，颠覆了我们关于母亲最基本的定义和看法。
“麦田守望者”们的母子爱情
济南代孕网、宝宝代孕中心、爱心专职代孕……在百度上搜索“代孕”一词，会有将近上万条信息，一家名为“好孕代孕网”的网站，甚至开出１０万年薪在济南招聘站长。宣称，“不仅是在济南，现面向全国设立办事处。”
“如果经济上不困难，没有谁愿意做这个。毕竟有１０个月你不能见到家人。”一位山东聊城的代孕妈妈说，她认识的大部分代孕妈妈都是“缺钱的女人”。
她用了个比喻来形容整个过程：“代孕跟通过出卖劳动力或脑力赚钱没什么区别，只是用子宫为那些不孕的家庭生育孩子，就像把别人家的麦子种到我田里一样，只要有明确的协议，取得了一定报酬后，他们当然有权收回麦子。”
这些“麦田守望者”选择租出自己的子宫，来完成自己的心愿。对于她们来说，不菲的报酬有着不同用途：有的是为了还债，一场大病，大学四年，一次意外，足以让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和农民家庭债台高筑，代孕的收入可以让她们还清或者减轻债务。
而正在怀孕的代孕妈妈、２５岁的济南姑娘李琦一直担心自己不能顺产，因为她怕将来无法和未来丈夫交待手术后的疤痕。
殷丽是某电视台的一位编导，她接触了很多代孕妈妈，她发现：尽管很多代孕妈妈声称孩子和她们并没有关系，但在和她们的交谈中，她还是能感受到被有意压抑的情感。
“那割不断的母子之情，让我发现自己深深地爱着那孩子。在随后的几天里，我情绪波动很大，怔怔地望着窗外发呆。一会儿嚎啕大哭，一会儿又神经质地哈哈大笑。在医院里呆了半个月后，我还是拖着身心俱惫的身子离开了医院。”一位代孕妈妈这样描述孩子被抱走后的情形——大多数情况下，代孕妈妈与相处１０个月的孩子，今后不会再联系。但婴儿并不是商品，代孕妈妈也不仅仅是制造婴儿的“工人”。
１９８７年，被广泛炒作的新泽西州Ｍ婴儿案就掀起了美国各界对商业代孕行为性质的大反思和大讨论。当时，一个委托代孕父亲起诉要求孕母按照合同约定交还Ｍ婴儿。但是，当这个小生命降临人世之时，孕母却萌生了留下孩子的念头，于是乘飞机飞往佛罗里达州，并以自杀和伤害孩子相威胁。
再后来，孕母通过一系列的上诉，恢复了部分父母权利，如：非监视、不受打扰的自由探望权。但其间孕母所花费的法律服务费用为２５万美元，相当于２５倍的代孕市场价格，该费用还不包括上诉期间花费的费用。
身为代孕中介的林青对此并不否认：“通常我们会建议客户挑选有过生育经历的代孕妈妈，她们的身体经过考验，情感也更加理智。”
社会新富为什么需要代孕：波伏娃眼中的雌性是物种的牺牲品，可难道雄性就不是了吗？
“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虽然女性主义先驱者西蒙·波伏娃在十九岁时就曾有过强硬的宣言，日本作家川上未映子在《乳与卵》里发轫了对现代技术的控诉，但是当徐子淇们公然发出“媳妇的责任就是开枝散叶”的论调，我们才发现，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雌性是物种的牺牲品似乎更契合这个时代。
一年前，某私企老板黎平通过代孕中介请了一个某大学毕业的漂亮女生，将受精卵植入该女生的子宫，让这名女生帮助他的家庭生出未来一代。
当孩子被抱回家后，黎平的母亲皱起了眉头，她始终不能原谅儿媳不肯怀孕的行为，认为这样的女人不足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她的名言是：只有自己生的孩子才知道疼。
为什么要请人代孕？黎平的妻子王柔回答得却异常清晰：第一，怕疼，代孕比较安全；第二，怕影响身材，普遍认为女人在生育后身材会变差；第三，收入不错的她不愿意因为怀孕影响自己的工作，更何况她目前还有升迁的机会。
和从前那些由于不孕不育而引起的代孕案例不同，这一批寻求代孕者的新富阶层显然是有意为之。王柔的朋友杜丽就为当初没有寻找孕母代孕而深感痛心。本来在一家通信外企工作的她已经要获得晋升的机会了，但却因为生孩子而错失良机，最后还差点被列入裁员名单。她说：“没有办法，工作压力太大，更何况不怀孕有助于保持一个更为良好的个人形象。”
所以王柔和杜丽坚持认为，如果一个家庭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在面对生育这样的问题时，就可以有别的选项，保持整个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代孕，这个发轫于替不孕不育夫妇寻找代孕人的中介机构，如今已经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帮助年轻的新富们寻找“代孕机器”，满足他们在生子上这一人生大事上的新需求。
香港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的长子李家杰，无疑是这一观点的，他在美国透过代母一索得三男，为“四叔”李兆基带来三位精灵趣致的男孙。尽管富豪爷爷为此向医院豪捐三千万，初为人父的李家杰也预先在美国上课学习如何做一名爸爸，喂奶与换尿片他亦亲自动手，不过“买肚”行为还是惹来全城炮轰“太子爷”做法“没道德”，令“ＢＢ一出世就好像死了妈妈般”；有网民更指“三胞胎没妈妈真的很悲惨，还要是全世界都知道更惨”。
当女权主义者和男权维护者还在为了“在现有条件下，女人究竟能不能完全脱离男性进行繁殖”而争论不休，并认为这是问题关键的时候，我们是否考虑过，生殖，生殖，生殖，究竟为什么要生殖？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雌性是物种的牺牲品，可难道雄性就不是了吗？
即使开放如好莱坞，电影《代孕妈妈》里最后也回避了“代孕”沉重的伦理争论，编剧让故事回到了常规：代孕妈妈怀的其实是她自己的孩子，而几乎不可能怀孕的凯特也奇迹般地产下了小孩。“代孕”在这里只是喜剧元素和商业噱头。
现实中有悲，也会有喜，但奇迹总是很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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