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寇”易中天

流寇，这是易中天给自己的定位，在他看来，做研究没有一定之规，非要给自己画地为牢，是大不幸。他称自己是几十年如一日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现在“面目不清，身份不明”，杂而不家。新书《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如此，泱泱36卷《易中天中华史》亦如此。

“斯文败类”是怎么炼成的
“无意招谁惹谁，只是想说就说。”
易中天在《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一书的腰封上写了这么一句话。
在这本他谈文化嘴脸的诸文结集中，区分了诗人、学人、士人与文人，指出前三者的共同特征均为“真”，有担当、有傲骨、重清誉；而文人无信念、无担待，视场合选择傲气或谄媚；文人注重腔调，讲求“派儿”，没有“范儿”。
贬低文人，特别是文人之间的互贬，自古有之，实在不新鲜。易中天却认为，正是因为未能区分“文化人”与“文人”，才将文人“帮闲、帮腔、帮凶”这“三帮”的责任统统算到作家、学者、媒体人、知识分子等文化人身上， 实在很扯淡，也很糊涂。
“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文人从来就不是“荣誉称号”。在易中天看来，韩愈写《论佛骨表》时是士人，写《幽拘操》时则是文人。而真能始终恪守风骨、气节和肝胆，拒绝底线之外的利益诱惑的诗人，寥寥无几。正是基于此，《斯文》一书的其他各篇章都在围绕“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两大关键词，分别就思想层面、教育问题、社会热点等进行了阐发。
事实上，从《闲话中国人》开始，易中天就把每一本书定义为写给最广大读者的，解构学术腔，架构艺术感。在学者的阵营里，他由此成为“另类”。
“女娲是一只大青蛙。”
这是《易中天中华史》的第一卷《祖先》、第一章《夏娃造反》、第一节《创世》的开头。做惯严肃阅读的知识分子读者，读了这样的开头，估计会倒吸一口凉气。瞥开那个宏大的标题，此等开场白的文风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仙侠或玄幻。
但是，如果忍过前面几章，一些隐蔽在浅俗台词里的思想，便开始露出锋芒。尤其到了第二卷《国家》，要对华夏几千年来的政治体制做一次总梳理、借历史对当下发言的欲望几乎按捺不住。事实上，他对国家制度的兴趣早在《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时已埋下伏笔。
就在那几年，易中天发现自己已经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国家的‘人文学者’有如过江之鲫。他们的‘学术论文’，每天都会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出来，汗牛充栋，铺天盖地。与其挂一漏万，不如统统不看。”
一个月前，《易中天中华史》第一卷《祖先》、第二卷《国家》北京首发。之前，他在博客上宣布，将用五到八年的时间，陆续完成出版三十六卷《易中天中华史》。
对于易中天能否凭借一己之力重写整个中华史，安徽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丁怀超质疑：“易老师著作已经等身，引人收藏细读者有几种？与其如此疯狂地写那么多卷，莫如五年写出一本书来。”
这种质疑之声绝对不是孤立的，在《深圳商报》刊登的漫画上，易先生一头十臂，盘腿端坐在书上，造型仿佛千手观音，十只手里握着各色铅笔钢笔圆珠笔，车轮般地打算开写。
易中天对此回答：“那些一听我要写中华史就大呼不可能的人，一定是以为我要写一部面面俱到的大部头通史，他们绝没想到我是按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刺出了一剑。”

“不但越老越想做事了，而且越老越想做爱了”
194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易中天，差不多是和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高中毕业后，在新疆一呆就是13年，易中天曾说过一句话：“在那个曾经被诗意描述过的地方，我明白了生活不是诗。”
他的人生，自己的话来说，叫“流寇路线图”：“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第二次，是十三年后，即1978年，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十四年后，即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其结果，是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十三四年，即2005年到2006年，通过上《百家讲坛》，又毫无思想准备地，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流寇，就是声东击西游击战术，诗歌、小说、时评拿得起放得下，洋洋36卷《易中天中华史》最初的目的是“不缺钱，就为了爽一把”。
近代知识分子以个人身份修通史，自梁启超、夏曾佑起已有先例。
翦伯赞以一己之力写《中国史纲》是在1943年，据说积累用作修订的原始资料达百万字以上。易中天读的第一部通史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那是“文革”期间， “其中引用马恩列斯毛的话还要变成黑体字”。
易中天并不希望自己的《中华史》被贴上“通史”的标签，但他也不认同出版大鳄路金波的果麦文化为他定义的“轻松好玩的中华正史”。因为“正史”常常让人联想到官方修史，这恰恰是他所希望摆脱的气息。
《嫦娥的私奔》、《灵魂是个流浪汉》、《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做爱，以神的名义》……《易中天中华史》第一卷《祖先》中的回目标题就是这样起的。
“古龙的武侠小说永远写：‘他在最不可思议的时间，从最不可思议的角度，按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刺出了一剑。’”易中天写中华史的文风，就有点类同古龙写武侠。他对媒体说，躲在江南某古镇潜心写史，晚上临睡前读半小时侦破小说自娱，试图用写侦破小说的方式，来破解历史的谜团。
“中国知识分子远不是没有个人写通史的能力，长期以来他们只是被精神阉割了，以为自己丧失了这种能力。”
他倒是鲁莽而大胆，里比多写在脸上。这种旺盛的创造欲，旺盛的“折腾欲”，也许来自成功之后逐渐膨胀的自信，也许来自长期杂学旁收的积累和发酵，也许来自岁月深处的催促。“越老越要折腾，因为再不折腾就来不及了。”“不但越老越想做事了，而且越老越想做爱了。”
在他六十六岁生日的自况诗里，他写：六十六，非不寿。祸与福，都曾受。从今后，皆天佑。人生事，思量透。病要医，心照旧。多读书，少做秀。

易中天的人脉
易中天与江湖人称“李寻欢”的出版人路金波的联手，被称作“人精遇到了人精”。一个通过电视大红，一个通过网络大红，知道最大化的人群之最大化的需求，是这一老一少的共同属性，也是大众媒介递到他们手中的一把钥匙。
学者通过大众媒介成为“明星”，往往同时成为受益人和受害者。情商足够的易中天懂得，这是一场合谋的游戏，有人看你，有人骂你，有人嫉妒你，有人笑话你，不管怎样，亦是抬举。
两年前，易中天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16卷 文集，文集的首发仪式上，嘉宾阵容超级强大，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风云际会：张思之、江平、资中筠、刘道玉、胡德平、叶选基、陶思亮、秦晖、 邓晓芒、吴思、张鸣、秦晓、何迪、杨东平、刘瑞琳、冯仑、于建嵘、李零……
发布会的主持人是贺卫方。他们中，好些是易中天多年的老朋友，还有些则是因为价 值观相同而欣然愿意捧场，甚至包括一些已经谢绝一切社会活动的高龄前辈。活动结束后好几天，易中天坐在沙发里还用手撸汗一般地擦脸，眼睛抬起是做了场梦的 神情：“诚惶诚恐，我，何德何能？”
在学界，易中天的人缘，确实不错。其中有的，是多年的至交，比如残雪的哥哥、武汉大学教授邓晓芒。
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邓晓芒在哲学方面一有了什么心得，第一个拿去交流的，必是死党易中天，他们还合作过一本书：《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是邓晓芒，可见关系之铁。还有些人，则是老师辈的，在老师面前，易中天从不失了礼数。老师对于这位学生，似乎也照顾有加。
这一次到北京出席文集首发式，他给茅于轼发了条短信，说要去拜访他老人家。茅于轼回短信说：“我也可以去看你。”
易中天不答应：“天底下哪有先生看学生的道理，当然是学生拜见先生。”
茅于轼说：“我主要怕你在北京不认识路。因为你不是北京人。”
这让易中天非常感动，才有之后在首发式上“谁对茅于轼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的言论出现。
学者张鸣对于易中天为什么人缘这么好有点奇怪：“我特别纳闷，易老师是资深流寇，而且最近学术也是经常来个乱串，串了很多门，现在越变越坏，变反动，跟我差不多。我是属于有底线的反对派。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据说领导对他很好，他还能上中央电视台，而且学校对他非常好。为什么我成了大学公敌，我很不愤。易老师，你能不能解答一下，要不然我睡不着觉。”
易中天也就坦然回答他，结果一语道破天机：“我跟你的区别是，你公开发帖子骂院长，我不骂，我不但不骂，还把院长请来念贺词。”
流寇的机心，也许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