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潘金莲与当代乡村

　　近日，著名作家刘震云新作《我不是潘金莲》出版，被认为是获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的“兄妹篇”，讲的是“一万句顶一句”的故事。

　　刘震云以这本小说践行了诺曼·梅勒说的话：“你必须以艺术家的骄傲，面对现存权势的高墙，吹响你反抗的小小号角。”他让普通农村妇女李雪莲带着“潘金莲”的紧箍咒，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寻找自己的归宿，同时也在苦苦寻找这个时代的归宿，吹响了她的号角。

　　“李雪莲”的生存逻辑

　　第一章序言开始，李雪莲砰砰砰敲王公道的门。

　　第二章序言开始，王公道砰砰砰敲李雪莲的门，且说的是一样的话。

　　刘震云说，这是他埋的伏笔，一种无形。作家谁都可以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惊心动魄的故事再现“有形”。但大部分作家写不出“无形”。

　　而第三章才是正文，这是史上最短的正文和最长的序言(序言十几万字，正文只有三千字)，人物是序言中跑龙套的史为民(被李雪莲拖下马的众多官员中的县长)。而第三章则是荒诞对付荒诞的绝妙之笔。

　　李雪莲为了生二胎，和丈夫秦玉河假离婚以躲避罚款。半年过后，生完孩子的李雪莲准备复婚时，却发现丈夫已经和在县城开发廊的小米结了婚，并且小米已经怀孕。

　　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李雪莲

哑巴吃黄连，便想着要杀了秦玉河这个负心汉。故事讲到这里，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这样的情节我们或许在其他作品或真实生活中有所耳闻，但接下来的发展却可以见证刘震云“编瞎话”的能力和“一条道走到黑”的韧劲。

　　面对身材魁梧的秦玉河，李雪莲要杀人必须找个帮手，先后找到自己软弱的弟弟李英勇和垂涎其美色的屠夫老胡，但因诸多原因未能如愿。后来在一个看厕所的妇女的点拨下决定“与其杀了他一刀了事，不如闹得他妻离子散”。由此李雪莲便开始了“告状”生涯。

　　李雪莲对法官说，她同秦玉河是假离婚，要先复婚，再离婚才算真正离婚。不论是法庭还是秦玉河当然不能由着她这么干，在李雪莲大闹县化肥厂后，秦玉河恼羞成怒道出了一个埋藏心中已久的秘密：结婚时李雪莲已不是处女!

　　在围观人群“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的善意却不乏嘲弄的劝解中，李雪莲被彻底击败。如今的她不仅要说服别人同秦玉河“离婚”，还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

　　李雪莲开始了“一万句顶不了一句”的漫漫路途，她不停告状，不停去说服周围的人，证明那一场荒唐的假离婚中自己才是受害者，同时还要证明是秦玉河负心在先，李雪莲不是潘金莲。结果越纠结越糊涂，从法院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两会”，虽然未能在大会上“告御状”，却成了当地闻名的“上访户”。

　　最终李雪莲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以至此后20年每到“两会”时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风烛残年的李雪莲最后一次奔赴北京告状，她没能扳倒一个官员，秦玉河死了，她的告状没了动力，整个世界把她抛弃了，她于是想到了自杀……

　　“李雪莲用几乎一辈子的时间，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却越纠正越糊涂，本来是一件特别小的事，一个家庭离婚案，最后闹成了全国大事。”刘震云就是想把这芝麻变成西瓜、蚂蚁变成大象的过程写出来，在他看来，这其中埋藏了中国社会最值得深思的生活逻辑。

　　有人说刘震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他笑言，“因为中国的事情确实非常绕，需要有绕的人，从这个管道里绕出来。”

　　刘震云的现实乡村：面对权势的高墙，吹响反抗的小小号角

　　前段时间做客崔永元的节目，聊到知识分子的话题，刘震云说：“有两个大知识分子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我的两个舅舅。”

　　刘震云的两个舅舅都不识字，一个在村里赶马车，一个在村里做木匠，大舅告诉刘震云：“像你这样不聪明又不笨的人，一生就只干好一件事。”二舅告诉刘震云：“做事情要慢。”这使他认为，读过书的人未必是知识分子，不识字的人如果见识特别深远，他就是非常好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缺的不是知识，而是见识。”

　　诺曼·梅勒在《刽子手之歌》扉页上写道：“你必须以艺术家的骄傲，面对现存权势的高墙，吹响你反抗的小小号角。”

　　刘震云说：“目前乡村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没有人反映，许多中国作家还停留在对乡村的童年回忆里。不过，就算别人不写，我写，我会把这一块补起来的。”

　　我们看到了刘震云作为艺术家的可贵之处。当代大部分作家已经无力书写他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文坛上比较活跃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写“文革”、过去，或者说一个村、一个店、一个沟那点儿事。这个时代的作家，很少有像刘震云这样对现实这么敏感，还有勇气和胆量来反映现实的。

　　《我不是潘金莲》的弥足珍贵之处就在于：50后无力书写;80后基本上写当下，自己的困境，关注的是80后这批青年的生存环境，更不写别人的痛苦、一群人的痛苦、制度的痛苦，人民的痛苦更谈不上;90后基本上写穿越、未来、幻想。谁来替人民说话?

　　单单是书名，至少可以读出四种情感：爱情、奸情、冤情和同情。刘震云的结尾改得也非常好：“一个人在仇恨当中或者在告状当中，一生当中你想抓到一个人，如果你发现真正抓的人死了，或者忽然觉得他比你还惨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这里面有泛宗教的意义，就是神性的意义。

　　《我不是潘金莲》并非写外在的惊悚事件，而是写秩序和规矩，写一种精神上的腐败——正是因为生活如一潭死水，缺少关心和追问，李雪莲才会把一件小事掀起巨大风浪。书中涉及的官员，并非十恶不赦，恰恰相反，几乎都是“好人”，他们首先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但同样为李雪莲做了很多事。就是这种普遍的思维，使我们更增加了思考的空间——死水容不得半点波澜，而一旦波澜兴起，平静的水面立时会一片汪洋。

　　在刘震云看来，最荒诞的是，书里没有一个坏人，最坏的人是李雪莲：“她的离婚案是假的，所有的官员倒是帮着她的，最后所有官员都倒台了。”

　　面对“女性小说”或“政治小说”的界定，刘震云认为，这本书貌似以李雪莲这个女性为主角，实际上的主角却是男性史为民;貌似写了官场百态，实际上想表达的却是生活背后的喜剧和荒诞逻辑，可以说，是一部探寻喜剧和荒诞底线的“底线小说”，“因为要找到喜剧和荒诞的底线比要找到道德的底线还要难”。

　　潘金莲演变史：“荡妇”走进乡村

　　“潘金莲”无疑是刘震云这本小说的思想内核。

　　潘金莲是一个广泛为人所熟知的人物形象。三百多年来，她就像一条打不死的美女蛇，身影摇曳在不同时代的观众眼前，屡遭打压，又屡次复活。几乎关于她的每一个话题，都带有争议性。

　　自明代成书以来，这部作品不仅从未间断被私下传阅、手抄，对它的改编和再创作也一直没有停息过。从清代传统戏曲《打饼调叔》、《挑帘裁衣》、《灵堂杀嫂》到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三级片，潘金莲都是其中的主角，俨然艳色情欲题材的代言人。

　　施耐庵在《水浒传》奠定了潘金莲的形象基础，经过明代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中的丰富与渲染，潘金莲在道德人伦上一直背负着毒妇、荡妇之名。

　　戏剧大师欧阳予倩是《金瓶梅》戏剧史上第一个异数。

　　早年留学日本、参演过《黑奴吁天录》等充满现代精神话剧的欧阳予倩，回国后开始为女性命运写剧。“五四”后，欧阳予倩在早期演出基础上进行改编，对《金瓶梅》进行系统性颠覆。

　　欧阳予倩借潘金莲之口，向男权社会发难：“本来，一个男人要磨折一个女人，许多男人都来帮忙;乖乖儿让男人磨折死的，才都是贞洁烈女。受磨折不死的，就是淫妇，不愿意受男人磨折的女人就是罪人。”

　　在欧阳予倩的舞台上，潘金莲充满强烈的现代“自我”意识，大胆地说出女性对情感的追求：“他不爱我，我爱他，那只能由得我。”这番台词，即便放到今天的电视剧里，也不过时。

　　1985年，剧作家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一个女人的沉沦史》首次公演，这出“穿越剧”让潘金莲再次声名鹊起。

　　剧中，潘金莲先后穿越到《红楼梦》中与贾宝玉交流、到19世纪的俄国与安娜·卡列尼娜对比，施耐庵、武则天、吕莎莎、七品芝麻官、现代法官纷纷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

　　时隔一甲子，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与欧阳老人遥相呼应，让人们再度反思中国女性的权利。

　　无论《金瓶梅》搬上舞台引发多少争议，有一点可以确定：被重新诠释的《金瓶梅》，应有它在舞台之下的意义。

　　刘震云的潘金莲更偏向于传统意义上的“淫妇”，但潘金莲只是小说中的龙套，仅仅只是需要这样一个符号，来引导小说的发展。在这一层面上，他又将潘金莲的外延扩展，使其从情欲和女性权利的范畴脱离出来，走进乡村，在广阔的原野上，纵马奔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