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崔健

　　1992年11月，济南，崔健演唱会。全场几乎三分之二的座椅被观众踩在脚下，崔健的音乐，像一把刀子探入时代的伤口，深深打动了每一个歌迷。闪烁的打火机与流淌的热泪成为一代人最美好的集体记忆。

　　19年后，崔健回来了。本刊记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这位“二十年后，更有力量”的摇滚老炮。 二十年，足以摧老任何人。

　　但当你坐下来仔细听50岁的崔健讲述自己现在的梦想，依旧令人吃惊。

　　他想给年轻人做好榜样，他想开学校，他想有大团队做大音乐节，他拍电影，他开摇滚交响音乐会……他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情。

　　在一片商业味道浓重的欢乐歌曲中，崔健继续寂寞的严肃的远离人群，他说“我在做音乐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社会问题，这是我永远的一个方向。”音乐，是他表达愤怒的方式。

　　崔健的定义，五十岁以前都是青年——他依旧还是青年，或者说是，愤怒的老青年。

　　“我们不喜欢过去但还是要干下去”

　　《齐鲁周刊》：看你的演出，会发现直到你唱《一无所有》，大家的劲头才会上来。最让人激动的还是老歌，听众并没有跟着你的改变走。

　　崔健：中国的现场音乐文化实际上和前几年一样，有些方面发展飞快，有些处在暂停状态，甚至倒退。我问过很多人，每年在摇滚方面的消费有多少钱，80%的人一分钱都没有，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摇滚乐。

　　摇滚乐目前只是一种打口文化。就是左手扶着西方的东西，所谓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的西方先锋艺术，右手拿着中国的古董，如果两手一撒开，他们都是人格缺陷，另外的支撑点没有了。

　　《齐鲁周刊》：你一直是个很倔的人，总想跟现实叫板，想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崔健：我觉得坚持个性不能叫倔，没有个性偏要弄出个性才叫倔。现在这个年代个性不美，福彩双色球根本就没有理想。谁去挖井是傻帽，谁去卖水才是真正的时尚，我要用后半生的精力去批驳这种想法。

　　有个台湾记者这样问我“你准备什么时候退役?”我说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台湾的艺术家唱了10年就准备退役了，我说那肯定是他做得不高兴。做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娱乐，做演出是一种生活方式。

　　《齐鲁周刊》：作为一个在80年代成名的人，你又怎么去看今天的新一辈?

　　崔健：我觉得是表达方式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你说“份儿”，他说“棒”，你说“飒”，他说“酷”，但是追求的东西还是一样的。有些人被形式所左右，比如他们说你跟我一谈政治你就老了，但是他们谈政治的方式不一样。当你自然去了解他们、跟他沟通的时候，他们不太在乎你的语言方式，因为你打动他了。

　　一无所有的呐喊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1986年5月，一个身着长褂子，身背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的年轻人登上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当音乐响起，他嘶哑的歌喉喷涌出那振聋发聩的呐喊：“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时，全场为之愕然。

　　刚刚从狂乱中醒来的国人，来不及下海，还在讨论“夜生活是不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来不及培养自己的个性，没有自己的声音。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用沙哑的嗓音喊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的叛逆、对激情的追求。

　　在中国摇滚的坐标轴上，他，从此成为了无法撼动的起始点。这个年轻人就是崔健。

　　艺术家陈丹青说：“八十年代崔健单挑绿军装上台喊摇滚，不是没道理，照符号学观点，那才是正宗共和国小子。”

　　“其实《一无所有》写的时候，就是一支爱情歌曲，后来的热潮让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25年后，崔健认真地回忆着当年的情景。

　　崔健说，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北京开始出现零零散散的本土乐队，本来在专业乐队当小号手的崔健也变成其中的一员。

　　从最开始的扒带子，翻唱，慢慢地，崔健觉得也可以自己创作。

　　虽然那时，国外的摇滚已经开始传入中国，但这些舶来品，始终没能融入这个刚刚开放的国家的灵魂，崔健开始尝试着向外面发出一些属于中国大陆本土的声音。

　　“我还未成年就已失去心肝，只是自己不知而已”

　　1985年，崔健带着最初创作的《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这两首歌参加了当年的流行歌曲比赛不过在第一轮，崔健和他的同伴就给刷下来了。

　　崔健依然参加各种比赛，他开始有了一点点名气。而王昆将崔健推上了那个时代的顶峰。当年的王昆，是纪念国际和平年音乐会的电视总编，当时，这个节目已经选了一些有名的歌手了。崔健是被别人介绍过来的。已经看过崔健的乐队演出的王昆，在他们走台的时候拿着《一无所有》的歌词看了一眼，说：“我觉得写得挺好的，唱吧。”

　　就这样，崔健有了上台的机会。

　　虽然这是一次机缘巧合，但从历史的大背景揣摩，崔健的出现是：时势使然。

　　崔健及《一无所有》的出现使人们不得不思索体制转变下一代青年人的处境：人们已经或即将失去体制的依靠，自我解决谋生手段和饭碗是摆在眼前最现实的问题。物质上赤贫，精神上苦闷，很多人惶惶不安，在双重压力的挤迫下，人们急需一个出口宣泄，更急需一个有力的代言人，而崔健恰恰就是这个最合适的人。

　　作家王朔对那样一个年代颇有感触，“我还未成年就已失去心肝，只是自己不知而已。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刻意渲染了一种气氛，让人觉得自己正在获得解放，很长时间还以为自己很幸福呢。”直到崔健《一无所有》的横空出世“那种错觉才被打破，一些真相突然暴露。”

　　最为重要的是，这首歌使人们意识到“我”是有血有肉有心灵的，我不再是集体中一个渺小的雷同，我要质疑，要思考，要呐喊，展示自己，不再沉默。

　　妥协，是中国艺术家生存的技巧?

　　1989年，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上市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张摇滚专辑。除了内地版本叫作《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外，所有海外版专辑名都改成了“一无所有”。

　　第一次听到这盘专辑，“一种从内到外的共鸣”。《体育画报》主编侯飞说，每一个人去听这张专辑，都会在里面听出自己的影子。最终，这张专辑变成了他们的一种精神支柱和依托。这盘专辑的磁带，在同学中不停转借，最后磁粉磨光，变成了吱吱吱吱的声音。

　　连锁效应是，各种摇滚乐队层出不穷，尤其是大学，成了摇滚乐的温床，随处可以看见用长发、皮装、金属链条武装起来的摇滚青年。

　　崔健总是谦虚自己文化不高，写词比较费劲，然而，这些在狂热的演唱中呼啸而过的句子有着丰富的思想含量。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说：“我认为罗大佑、崔健，才能称得上中国的音乐诗人。”

　　如果说《一无所有》表现的是特殊年代里人们强烈的质疑与呐喊，对于《不是我不明白》、《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歌曲便是驱动人们裹挟着昨日的伤痕去奔赴新时代的号角。

　　崔健后期的创作是愈发较劲的，不和任何人一个路子，任凭乐评如何冷嘲热讽，任凭歌迷如何沉迷《一无所有》，他无动于衷。“我不要留在一个地方，也不要有人跟随”。

　　1995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第17个年头，摇滚乐开始走下坡路，最终进入一个失声期。也是从这时开始，崔健开始由一个时代的旗帜，慢慢转型成了大众心中的著名歌手。

　　对于从神坛上走下的这个转变，崔健是乐意的，他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表示，他愿意别人将他看作一个歌手来欣赏、来评判，而不是一面旗帜。他甚至觉得，这是时代多元化的表现，是时代的进步。

　　在今天这样一个朝生暮逝的“快餐文化”环境中，人们已经习惯了以廉价的精神去换取同样廉价的快感，很多音乐制作人也把流行音乐当作了自由市场，妥协是音乐人的生存技巧。

　　而在《红旗下的蛋》里面崔健有一句歌词问乐迷，“你们吃饱了吗?”

　　对于中国的摇滚乐，乐迷吃饱了吗?

　　已经步入中年的侯飞，依然是崔健的铁杆歌迷。只要有机会，他依然会出现在崔健演唱会的看台上，只不过，现在的他，缺少了当年的迷恋。听完后，会评判崔健唱得好坏或者新出专辑的优劣。

　　最近一次，听完崔健的演唱会后，他邀请一群跟他一起看演唱会的朋友去喝酒，中途，他拒绝了一个过来企图卖唱的小伙子，却把吉他拿了过来，在饭店里吼了一曲《一无所有》。

　　“这让我想起那个年代。”

　　他说，其实，在那个时代，崔健的出现比崔健本人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