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泽明１００年

　　如果要列出日本电影巨匠，黑泽明一定排在前两位。 如果要列出世界电影巨匠，黑泽明也一定排在前十位。 斯皮尔伯格称他为“我的启蒙恩师，电影世界的莎士比亚”，《教父》的导演科波拉则说：“黑泽明的伟大在于，他不只拍出了一部杰作，他拍了八部！”

　　１００年前出生于东京一个武士之家的黑泽明，是一个为了电影不惜一切的人。他曾说：“我除了电影，什么都不会。”

上世纪５０年代：日本文化自卑的“罗生门”兴奋剂

　　１９４５年初秋，美国西部片大师约翰·福特应联合国最高司令部邀请前往日本，在官员的带领下参观了东宝电影制片厂。有一部叫做《踏虎尾》的古装片正在棚里拍摄。福特不知道日本居然有如此完备的电影制作，饶有兴趣地注视了那位认真的年轻导演很久。福特也不知道，战后的贫困使得面前这个导演晚上要亲自砍柴。福特更不曾想到，自己就是这个年轻人的偶像。

　　十几年后他们再度相遇时，昔日的年轻导演已经闻名世界，福特亲切地叫出他的名字：“ＡＫＩＲＡ ＫＵＲＯＳＡＷＡ！黑泽明！”二战期间，日本电影受到军国政府全面控制。有的导演以日本兵的身份被派到亚洲各地，比如小津安二郎；有的导演开始反抗军国主义，比如龟井文夫；黑泽明此时选择了拍电影——只要能拍电影，哪怕是“国策电影”，因为“电影就不是一个靠人文主义能拍出来的东西”。

　　可以说，这个１．８１米的日本男人仍然保持着武士世家的古风，他父亲是培养出陆军大将、受人尊敬的教官，曾刻意让黑泽明学习剑道，并到乡下过了一段“田野武士”的生活。引导黑泽明走上电影之路的则是在电影院担任默片解说的哥哥，他推荐弟弟看了许多电影，后来都被证明是经典。但那时的黑泽明尚不清楚自己的出路，只是贪婪地往自己头脑里灌输美术、文学、戏剧、音乐和电影方面的知识，“为了自己有个用武之地，我一直彷徨不已。”后来因为哥哥的自杀，黑泽明要担起养家的责任才应聘到电影公司担任副导演。

　　１９４８年，东宝电影厂闹第三次劳资纷争，左翼分子被开除，厂内陷入武斗状态。黑泽明为了拍片，与成濑巳喜男等导演成立了“电影艺术协会”。这一举动使他成为日本第一次独立制片浪潮的带头人。

     黑泽明于１９５０年完成了《罗生门》。影片讲述盗贼当着武士的面强奸了他美貌的妻子，随后武士死亡，盗贼被抓。盗贼、武士的灵魂、武士妻子、差官和路过的樵夫各执一词，事实真相不得而知。这部颇具实验性的影片被许多人质疑看不懂。随后完成的《白痴》长达四个多小时，直接被松竹公司剪掉一半。

　　在喝凉水都塞牙缝的日子里，《罗生门》获得了１９５１年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这是金狮奖第一次授予亚洲人。怀疑论的主旨、存在主义的背景、摄影机对着太阳拍摄接吻的创新，摄影机在密林中奔跑，古装的武士在富于西方风情的波列罗舞曲的伴奏下歇斯底里……如今在法学界，“罗生门”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一个“人道主义哭丧鬼”

　　获奖后，黑泽明的片酬从８０万日元一跃上升到１５０万日元，成了名副其实的日本导演第一人。银行职员络绎不绝地上门来请求黑泽明夫人将钱存到自家银行——他终于可以随心所欲不计成本地拍《七武士》。

　　试映后，前来购买拷贝的影院经理踏破了制片人森岩雄的大门。森岩雄干脆把从来都卖不出去的十部旧片和《七武士》实行捆绑销售，仍然阻挡不了大家的热情——影片最终获得了７００万人次的票房成绩。

　　据说黑泽明与日本天皇碰面时，曾直言说“我也是天皇。”逗得对方哈哈大笑。他并不讳言自己要改进日本文化的欲望，“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改造日本，成为总理大臣，日本的政治水平是最低的。”

　　《泥醉天使》的编剧植草，曾因为黑泽明坚持要塑造一个怀抱理想、人道主义思想较强的医生，而指责他是“人道主义哭丧鬼”。事实上，黑泽明的人道主义说教之迫切，源于当年哥哥的自杀，在黑泽明看来，哥哥的才华要远高于他，但因为考试落第，“厌世哲学就占据了他那聪明的头脑。”而黑泽明电影中的洞察力同样是拜哥哥所赐，关东大地震后，哥哥就带他去看地狱般的废墟：有一个老人强奸了自己年幼的孙女；一个女人每天晚上疯疯癫癫地说要自杀，吵得大家不得安宁……“当我不由自主地背过脸去不看的时候，哥哥就厉声斥责我：‘小明，好好看看！因此，他早年的作品曾经满布死亡、疾病、贫困和痛苦，无论是面临死亡的小官吏（《生之欲》）还是报酬不过三餐的“七武士”，都是对冷漠无情和冥顽虚无的拯救。

　　然而，在电影产业日薄西山的１９６０年代，黑泽明在完成《红胡子》后进入了无钱拍片的日子。而随着日本复兴的实现，其人道思想的实用价值逐渐被繁荣期成长起来的青年观众所抛弃，他们一边赞叹怎么有人能拍出《七武士》《用心棒》那样的电影，一边又对《红胡子》之类的说教避而远之。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潜心三年准备，黑泽明拍摄反映偷袭珍珠港的《虎！虎！虎！》不到三周时就被美方解聘，并被指“导演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黑泽明在自家浴室中用剃须刀自杀。脱险后的他虚弱地对前来探望的电影人说：“日本电影，拜托了。”这句“拜托”，没有使黑泽明换来国内的任何资助，身边的助手也纷纷远去。刻薄的批评家则将之视为黑泽明那种“中学生思想水平的人道主义”的破产。

　　这个曾经将自己的全部抱负倾注在对日本国民精神改造上的硬汉，在一度绝望自杀后，眼看着经济繁荣中的人民拒绝他的人道主义说教，只好转向古装悲剧、梦的呓语和温情回忆的世界。
　　
 

２１世纪：世界的黑泽明在暧昧的日本

　　黑泽明曾经说，“我的人生如果减去电影，就等于是零。”他说的大概是对的，１９８２年，黑泽明得到法国的投资，赫拉尔德公司帮助他把谋划多年的《乱》变成电影。２６亿日元的成本，让７２岁的黑泽明以对待遗作的心情来拍摄《乱》。就连常年厮守的妻子因肝癌去世，也不能阻挡他完成电影的雄心。在妻子喜代的葬礼上，黑泽明竟把注意力放到观察前来葬礼上吊唁的人，他觉得葬礼上人非常有趣。他说：“我们活下来的人必须明朗地与死者告别，应该从死者那里承接到继续活下来的勇气。”

　　在拍电影要靠天吃饭的年代里，《乱》光是最后被烧掉的三之城就价值３亿日元——画面实际用时为两分零五秒。《乱》获得１９８５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１９９０年，八十高龄的黑泽明从最崇拜他的两位好莱坞导演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手里接过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黑泽明家素有“奢侈之风”，对生活品质尤其是食物非常讲究，“你必须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放到他的电影里，黑泽明多次出现拍摄资金的问题，他讲求画面质量，也因此看不起电视传媒，认为那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八十年代以后他的儿子黑泽久雄成立制片公司来与父亲合作，多少也有点帮助不擅管理财务的父亲的意味。

　　在黑泽明生前最后几年的１９９５年，他与学生川村有一次近乎呓语的谈话。“他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呆呆地看着前面，突然说：‘现在到底和过去不同了’，又说：‘我还没有简历。’”川村感到有些奇怪，不知道８５岁的他为何要突然说起简历。“以前，我应征副导演的时候，只要五个人来了五百个人，东大，庆应，早大的，而我只上过高中，学历什么都没有，然而我就是被录取了，不愧是那个时候的东宝公司啊。而现在，恐怕是不行的。”

　　１９９８年９月６日黑泽明辞世时，威尼斯电影节正在热闹地举行，正如其自传电影《梦》中的送殡场景：“一个人很好地生活，很好地劳动，辛苦了一辈子，他死了，人们就向他祝贺。”当年正是威尼斯电影节赏识《罗生门》，给日本多年来在文化上的自卑以及战败的阴影打上了一针兴奋剂——但当时，他与日本电影界乃至国家的荣辱已经关系不大。

　　大江健三郎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过一个演讲《暧昧的日本的我》称，日本对西方的模仿使得其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都处于孤立的境地。黑泽明不幸成了这种暧昧的标靶，因为他像约翰·福特的西部片一样关注于角色个人行动的价值，试图改变这个世界。同样从《羊脂球》等西方作品中寻找灵感的沟口健二被视为日本国宝，去世后，《朝日新闻》评论称，“黑泽明死了，还会有第二个，沟口去了，我们却一个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