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永敏专栏:在隐秘的角落里仰望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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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辞职?”

　　“不为什么，只是想辞。”

　　“想辞就辞吗?”

　　“是，想辞就辞。”

　　“这么干脆?”

　　“一个官员，一生都被职位这条绳索捆绑着，还有多大乐趣?”

　　“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想到的就是辞职的乐趣?”

　　“不是，也想在隐秘的角落里仰望官场。”

　　“为什么?”

　　“当官是一种境界，仰望官场也是一种境界。”

　　这是我与一个辞职下海官员朋友的对话。

　　这样的对话，发生在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许多人向往官场，谁都想找关系走门子在官场上混个一官半职。但我的这位朋友，却“一怒为下海”，把做了三年多的城关镇镇长职务给辞了。

　　其实，镇长的职务不算大，即便是他所在的城关镇，也不过是个正科级职位。但这样一个职位，许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混不到。所以，在一个县里这个职位很惹眼，而他却很随意地让这个惹眼的“鸭子”飞了。他文笔很好，专门写了一份半文言的辞职报告送到县委书记办公桌上，据说惊得县委书记差点儿跳起来。手里拿着他的辞职报告，苦口婆心地劝他放弃决定，还说县委知道他的能力很强，在镇长职位上已经三年多，干了不少让人叹服的事，正在考虑他下一步的升职问题。这老兄很爷们儿，说升职问题还是考虑别人吧，我得去“海洋”里游游泳，挣多了钱也可以回来反哺咱们县里的公益事业。县委书记被他的话感动了，表扬他胸怀大志，是官场和社会不可多得的复合型人才。之后，他的辞职报告被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进行宣读，引发了不大不小的震动。

　　一段时间以来，官员辞职成为一个现象，屡屡在舆论场掀起轩然大波。

　　其实，无论从比例看，还是就绝对数量讲，官员辞职都不能算普遍现象，但人们还是给予了足够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官员辞职带来太多联想，折射出新常态的一些迹象和未来走向。不久前，读到一篇文章，说39岁即升任副厅级干部，曾任湖南省娄底市委常委、秘书长、副市长的李向群，辞官后感悟多多，思考多多。而李向群的感悟和思考还在脑际回旋，媒体又突然爆出济宁市长梅永红辞职的消息。官员辞职原因很多，但不外乎工作辛苦、责任重、压力大、收入相对较低、上升空间狭窄等。梅永红今年3月就曾“吐槽”，说济宁市有800多万人，GDP每年3800多个亿，他一个市长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也就7000元，而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也就3000多元，还赶不上工厂里的一个打工者。

　　对此，当年辞官下海的那位朋友也有过此话，他告诉我每月收入几百元(那时工资本来就很低)，想给老婆孩子买点像样的东西都不可能，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去工作，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家，对人生来说实在不合算。他也承认，在基层当个官员有些方面挺实惠，比如平时报销个单子什么的，当时上级有规定，所有报销签字都是镇长“一支笔”，他只要在单子上签了字，财务人员就会把钱送过来，一年少说也有上万块。还有天天吃饭问题根本都不需要自己掏腰包，只是吃饭内容一年到头就一个字：陪。他说对此最反感，今天陪，明天陪，后天还得陪，反正从省里到市里再到县里有来不完的人，有的是为工作，有的是为其他，无论为什么只要来人就得招待，只要招待书记、镇长就得轮流陪，而且常常陪不过来，一顿饭分成几次吃，在这桌上吃些菜，在那桌上喝点酒。说话也像演员，专挑客人们喜欢听的台词说。如果一生都做官，也就会有演不完的戏，会有说不完的台词，想想真痛苦，还是把官辞了下海好，凭自己的能力挣不了大钱挣小钱，没有心理负担，吃饭睡觉都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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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官员一怒为下海，比一怒为红颜好得多，只是“怒”出的仅仅是影响，也就没有多少意思了。

　　当时，听县委书记声情并茂地宣读完那位朋友的辞职报告，着实受到激励，感觉有本事的人什么时候都能领风骚，可惜自己没本事，什么风骚也领不了，只能一老本把地干点想干不想干都得干的活，因为得混银子养家糊口。那位朋友比我大不了几岁，却早早成了一个重点镇的镇长，而且看上去仕途光明，如果不是辞职，按当时的官场生态和他的影响力，未来升职到县官、市官甚至省官也不是不可能。可惜他早早发了“怒”，后来的“升”也只能与他无缘。

　　生活往往事与愿违。

　　在官场、情场和其他场上有本事，在“海场”上未必有本事。尽管“海”是个辽阔的天地，却有独特的规律，掌握不了那种规律的独特性，即便是驾着飞机驾着宇宙飞船也很难在里面驰骋自如。

　　那位朋友就是如此。

　　他也挺有自知之明，后来也真的中了那句“在隐秘角落里仰望官场”的话。

　　辞官之后，那位朋友即刻奔赴商业气息浓烈的东方大都市上海。用他的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随便掉点金渣子都够人拣了吃上半辈子。可惜，他在上海没能拣到金渣子，却碰了一鼻子的灰。先是挂靠在亲戚的公司里成立了一个住房装修队，想象着一年能揽到三个大项目就能把“金渣子”拣到手。虽然房地产行业刚刚起步，各种装修项目多多，他因没有人脉，很难揽下能挣钱的装修项目，第一年就赔了二十多万元。于是，他来了个“船小好调头”，把装修工人遣散，又贷款做起了服装生意。岂料这更不是他的长项，原来当镇长时天天西装革履，见了别人的穿着也会来一番评说，真正进入市场却傻了眼。自己看上的市场不认，自己看着不起眼的市场却很火。辞官后的第二年，他的服装生意做不下去了，把货底子一处理，还上借朋友的钱，还欠下银行十几万元的贷款。加上第一年所赔，近四十万元的外债压得他再也没能抬起头来。

　　“多亏自己的家人，要不是他们可能我会死的很难看。”说起辞官下海，这位朋友再也没了当年的志得意满。他说当年赔的几十万元，都是几个哥哥和亲戚们帮着还的债，后来就再也不敢想“海”里怎么样了，只能老老实实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正是这“力所能及”，又使他走上另外一条路：信佛。

　　他是个有文化的人，也在官场和商场混了多年，信佛本来没问题，却偏偏喜好上了打坐和所谓开天目。每当见到朋友和熟人，立马给人家讲解打坐和开天目的好处，而且讲得神乎其神，还劝人家跟着他一起练，以至于后来认识他的朋友都不敢再接近他。一次与他聊天，我说打坐和开天目是你自己的事，别人信不信是人家的权利，你不能强人所难。他摆摆手，生气地说我没境界，不知道人生需要修行，还说开天目是附身的灵体在被附者身上所行的奇事，要看附身灵体的能力大小和它愿不愿意，完全是附身灵体的一种功能，就像有的人具有特异功能，有的人性格修养极好，但特异功能却很不给力，完全是附身灵体的能力大小问题。

　　他的话，让我听得哑口无言，禁不住望着他的样子问：这个人，就是当年风云一时的辞官下海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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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同事在一篇《世界凭什么对你温柔相待》的专栏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生命的荒谬之处，也许就在于我们反叛了一辈子，到最后才发现比起呐喊、迷茫、愤怒、终极追问、没有答案的黑洞轮回……父辈给予我们的劝告是多么善意而自洽。”对于当年的辞官下海，那位朋友不久前说起来是一肚子苦水。他说骨子里流淌着的一直是反叛的血，从来都想走在时代的前列，都想做别人没有做过或者做不出来的事情，为此冲动过，发怒过，感慨过……但当年的“一怒为下海”，再怎么也没想到会成为自己的走麦城!

　　“关键还是没有经验，如果当初听听高人们的指点，吸取一些前辈们的教训，也许走的不是麦城，而是一条阳关大道。”不久前的9·3放假期间，在广场上与他对面相迎，他竟然没再给我讲打坐，更没再讲开天目，而是发出了如此感慨。感慨之余，他又说已经找了县里的相关部门，鉴于他当年曾经做出过一定贡献，答应恢复他的公务员身份，恢复他原来的工资待遇。这样说过，他很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快六十岁的人了，再也不敢反叛了，否则只能等着饿死!”

　　之后，他说注意到了李向群的辞官下海，也注意到了梅永红放着市长不干，辞掉公务员身份去做华大基因的CEO。我问他有何感想?他说没有任何感想，也不敢再去感想，有的是几天来脑子里总转着毛泽东的那句话：“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于是，我想到了《世界凭什么对你温柔相待》这个题目。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不同的官员成功定位不同，不同的官员能力素质不同，所以无论辞职还是不辞职，其境遇也绝对不会相同。因此，在讲究“任性”的这个时代，无论是辞职的还是不辞职的官员，是否需要自己给自己立些规矩?

　　(解永敏，《齐鲁周刊》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