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记者回家记——谁动了我的故乡？
我们收起行囊，回家过年。我们背负“新闻理想”，以沉重的步伐走在异样的故乡。故乡已不存在，消失的故乡成为永远的痛;故乡无处不在，在我们心里，我们的表情上，我们的背影里。
我们以本刊记者回家过年为背景，展现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人文风貌。然而我们看到的，竟然是一样的摧枯拉朽，希望和绝望交织在一起的土地涅槃。
原乡，被上楼
□本刊记者 由卫娟
因为怀孕与生产，我已经两年春节没有回老家。所以，今年春节，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离开济南，尽管高速路上积雪寒冰依然。这种迫切里有一种东西让人不敢不忍触摸，就像一次次走向重症病房的家属，不知道哪一次推开门，会看到一张空荡荡的床。
大概两三年前，村里就挨家挨户收走了房产证，冻结了宅基地审批。我们村子距离县城20里地，据说从县城近郊一直往北直到我们村，方圆几百公里都要重新统一规划。村民们离开自己的村子到所谓的集中居住区去住楼房。村民的宅子推平复耕，而那个集中居住点的几十亩地已经在挖大坑准备盖楼房。村人们一段时间以内凡见面必谈此事。有的人很高兴，特别是家里房屋面临修葺或正准备给儿子盖新房的人家，觉得不用费力气就得到新楼房。有的人家愁云惨淡甚至开始家庭内讧，新楼房还没到手就姐妹不合妯娌斗法。更多的村人是心痛和担忧。
你们谁听说楼房里让养鸡鸭的，谁听说过楼房里让放草垛的，谁听说过楼房里让盘胶东大锅和胶东大炕的?粮食、化肥、农用手扶拖拉机还有锨锄镰䦆都放哪里?
堂哥在城郊一所中心小学任职，回家劝告自己的族人，一定要同意那些所谓的规划方案。村人背后议论他，说听说某地凡是吃公家饭的都得回老家做工作，若有族人不从也就不必吃公家饭了。言外之意是堂哥是为了自己的饭碗。我听说了也劝父母，若是真有那天还是同意吧，因为我不希望自己的父母亲人在睡梦中和房子家具一起被推土机推走，或者家里进去毒蛇和流氓。这样的故事实在并不新鲜，随便搜索一下“拆迁”两字就能颠覆你对朗朗乾坤青天白日的信仰。
5里外的村子有的人家已经以不到一成的价格贱卖刚安装的太阳能热水器。如果在规定的日子不拆不卖，就会和瓦砾一起成为废铁。没人在意你的房屋是否精装或新建。父亲十分懊悔几年前花了几万元装修。他本人并不在意生活舒适与否，为了让孙辈们回去住的舒适一些，他把厨房间、卫生间全部按城里格局装修一新，还更换了取暖设施。他反复告诉我两个新马桶是缓降的，马桶圈不会啪嗒巨响吓到孩子。而且，为了配合我们家个个人高马大的基因，他特意选择了高一点的款式。一个就700多啊。父亲还详细给我解释，30年前盖房子的时候是从哪里买的石料、木料，花了多少钱，请了多少人工。很久，父亲终于说到了家具。说这些家具的用料都是他在院子前后种的树，伐倒后晾干了几年才请村里的木匠定做的。这个木匠的手艺是最好的，一直坚持用榫卯结构，现在木匠老了，年轻人也都买家具了。最后，父亲很坚决地说：到时候这些家具都拉走。
我想，父亲的真正意思是把这个房子安上轮子拉走吧。最好，还有他的地，他的胡同，他的村庄，他的祖坟……
当我再一次看到村头的大杨树时，我知道我到家了。我从这里出村上学，从这里出村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回到这里几次、从这里出发几次。当我再一次回望大杨树时，我知道这个村子和周围许多小村子一样也许就允许我看这最后一眼了。我再也没可能和那些精神上文化上的先辈一样来个躬耕于南亩之间或种豆南山下了。耕读作为一种家风一种文化到我辈为止。从此之后，如同一个被切除了血脉传承的孤魂飘荡在异乡，无法链接祖先，也无法面对子孙，活得穷困痛苦而羞耻，宛如遍体鳞伤赤脚走在冬夜的大街，没有一个故乡来温暖和接纳。
那个居住点对父亲和村人而言是异乡，于我，只是另一个人造小镇。
“铁打”的春节，“流水”的人
□本刊记者 丁爱波
农村过的是忙年，我爸妈又做点小买卖，直到腊月二十七才停“四集”，开始打扫庭院、准备春节食物，补充年货。
一忙起来，年的味道便就有了。杀鸡、洗猪头、洗下货，由于镇上自来水管道损坏，冲洗这些食物便又用起了老式压水井。
井是十几年前打的，七八米深，直到我上大学前，也没有尝出特别的味道，但现在已有一股咸味，煮开之后，满满一层白沫。这些水已不能喝了，只能做洗菜洗衣服用，老爸每隔一个周便要去一处山泉打上几大皮桶水作为饮用水。
我的活儿很轻松，压水、送垃圾、擦洗门窗、招待串门的邻居亲戚。几个年长我很多的哥哥和小我不少的弟弟来玩，坐到屋里，交谈不了几句便要冷场。这让我想起《北国之春》的歌词：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的人，可曾闲来愁沽酒，偶尔相对饮几杯……
日子如流水，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他们更多的是彼此交谈，谈论的话题有：买地养貂、微信泡妞。我在回答了“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的问题后，便基本不能插入他们的交谈。
一个弟弟今年的境遇比较惨淡：孩子早产，母亲脑出血，新买的车又出车祸报废掉——所幸人无大碍。在经历了几年创业失败后，他决定进入体制内。他有个表哥能量比较大，据说能给他弄一个查车交警的岗位。据说，“油水比较肥”。
二十九这天，我的女友从县城赶来，我们一起擦去门上的尘埃与薄霜，和父亲一起贴上了春联和“过门笺”。阳光洒在庭院，照的一切都悠远、喜庆。父亲身后站着母亲、我和女友，他看着红彤彤的春联拽了一句文：总把新桃换旧符。
薄暮到来，我去布满墓碑的“林地”上坟回来时，天空已出现了绚丽的礼花。门口的红灯笼下是等待我的女友和堂哥的孩子。这是孩子们的节日，他们把绚丽、轰鸣的爆竹作为过年的最大快乐。
最重要的仪式开始了，我们这一族的36个男人聚在一起“请家堂”。家族中，我爷爷一辈的人已然全部故去，我们的父亲也已渐老，我们成了这个仪式上的主角，我们的后代也开始参与这个仪式。上供、祭拜、放炮，爆竹声响了整整两个小时，三大爷自豪的说：咱们老丁家“户门”就是大。
回家之后便是年夜饭、看春晚、包豆腐饺子。饺子里面包上几枚钱，作为一年的彩头。零点时刻放鞭炮，初一凌晨四点再起来“接年”，踩“节节高升”的芝麻秸，吃人人“都福”的豆腐饺子。父亲第一口便吃出了一枚钱，女友吃了近30个饺子才吃出一枚。
之后便是拜年了，族中我们这一代由长子长房带领，一共26人，浩浩荡荡。拜完年已是中午时分，我堂哥在家中组织酒局，儿时的玩伴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又定好了初二“送家堂”的时间。
依旧是浩浩荡荡，依旧是整整两个小时的鞭炮，往年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因为今年又故去了一位大爷。
回来的路上，六叔沉默道：去年还和你四大爷一起来上坟，没想到今年就给他上坟了。
杀死村庄
□本刊记者 吴永强
我经常看着这片山水发呆，认不出是我的故乡。
2012年可看做是村庄历史的分水岭，这一年开始，土地渐失，农耕不再，西部新城的大幕把村庄扣了个严严实实。村人期盼了千百年的城市梦，在错愕中走向现实。
村北几十年的苹果树、杜梨树早已被林立的工厂取代，西环路又贴村东而过，城里的公交车开到了村口，新汽车站、大型批发市场、物流中心、汽贸城、地热城，钢筋水泥正在或即将占领麦苗的家园。
大年三十，我一个人走进正在建设的批发市场。这个据说今年五一就要开业的市场，去年今日，还是绿油油的麦田，葱郁的杨树，以及一条自北向南流的小河，我儿时嬉戏的流水。我从一座楼走到另一座楼，试图在脚下的水泥地上找出以前的痕迹，最终我放弃了，连小河也踪影全无。
还记得去年四五月份，当麦苗长到四十厘米高的时候，一纸文件下来，要立即征用。收割机开进了麦田，这些被割掉的麦子依旧是绿油油的，麦穗干瘪。村人一群一群去到自家地旁，满脸凝重地与麦苗做最后的道别。
地没了，好在房子暂时保留。
走出批发市场，穿过西环路回家。就在这条路底下，曾经住着我的祖辈们，几年前为修路，祖坟被迁到了村西。国道和西环路交汇处成了村人闻之色变的死亡之地。这个玄妙的路口，因为周围灌木林立，红绿灯不明显，来往的车辆尤其是大货车又多，车祸时有发生。我的二大爷便在这里殒命。
更多的卡车和人群聚集在村庄周围。尖锐的车鸣代替了蝉鸣蛙叫，成为村庄最新的代言人。
很少有人继续留恋土地了，年轻人进城打工，老年人被土地戳得千疮百孔，周围的工厂、商场，城市的诱惑，强权的滋扰，早已把人们带到了另一个乌托邦。他们匆匆拿到土地补偿款，怀着复杂的心情，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死人是常有的事。五六十岁的老头，无端就得了癌症，挨不了半年，仿佛急于赶路，匆匆故去。一个老光棍，一生以放羊为业，去年年底得了癌症，绝望后跳了蓄水池。多年来，村里的老人得了癌症而自杀的，已不下五六个。正逐渐普及的农村医保，照亮过老光棍绝望的双眼吗?
大年初一我跟着拜年的队伍，走进一个大爷家里。大爷得了肺癌，据说没几天日子了。进屋时，他坐在床上，刚吃过一碗水饺，有点儿兴奋地挨个指认我们，这是谁家老大，那是谁家老二。近于陌生的面孔，他能认得几个?
这个年，大爷家是最热闹的，每个人和他只有几秒钟的对视，谁都明白，可能已是永别。大爷或许看不到这个所谓的西部新城建成的那一天了。
到了那一天，村庄会不会像《百年孤独》中马孔多小镇被风卷走一样，消失在孤独的汶河边?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