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和一座城的雅与俗
王安忆新作︽天香︾
于市井俗情的关注描摹早在︽富萍︾︽桃之夭夭︾︽骄傲的皮匠︾等作品里王安忆即已做了细致展示自然这是现代生活的勃勃生机上海的小市民社会在其绵密琐细的笔法下隐约露出俗世的生存哲学来有卑微却无龌龊有繁琐却无庸俗生命的本质在显现试想如此的笔法若离开现代社会进入古代会迸发出怎样的景观王安忆以新作︽天香︾带我们回到了明代末年的上海﹃沪上的清雅就是夹杂在这俗世里面沸反盈天的老庄也好魏晋也罢到此全作了话本传奇﹄关于《天香》
一部沪上“城史”，一派“兴致勃勃做人的劲头”
《天香》起始于明嘉靖三十八年，以上海申家之荣衰史为背景，“天香园绣”之流变为脉络，钩沉沪上社会文化及民间生活那一份“雅趣里的俗情”。申家因天时、地利、人和而造“天香园”，享誉沪上。申柯海娶妻小绸，恩爱甚笃，却因纳妾闵氏结怨，缠绕半生;闵氏将绣艺带入天香园，经深通才艺的小绸点染，创出“天香园绣”;后侄媳希昭青出于蓝，以书画意境入绣，更上层楼。申家衰落后，家中女性的绣艺竟撑起了所有的生活用度，为出人意表之想。出嫁后寡居的蕙兰更是设幔授艺，使“天香园绣”进入民间，成一代传奇。
如果说王安忆对《红楼梦》多有借鉴，那是显然的。天香园之于大观园，申府之于贾府，以及那种繁华至极处后的衰败，处处使人会然于心。不过，王安忆的野心自然不会停步于此，她固然没有曹公作为时代亲历者的刻骨铭心，也难具其以一家之盛衰见出人性大悲摧的胸中丘壑;但作为新时代的回眸者，王安忆力图书写出独属于自己的观察来。《天香》不仅在意于家族史，也汲汲注目于沪上“城史”，更要写出那人间世的烟火气，也即“俗情”，“兴致勃勃做人的劲头”。这种劲头是大观园里所没有的。
上海，中国近现代的城市奇葩，其文化传统之杂糅为欲梳理者提出一个大的难题。王安忆的这次着手，直接向上追溯数百年，抵达世事纷纭的晚明时期，这既由书中的主线“顾绣”(“天香园绣”原型)之出现年代决定，也与中国的市民社会成熟于此时息息相关。我们早已从“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中领略了其时的世态人情、悲欢离合，显然，王安忆的野心是要做现代意义的新诠释，以一个园子、一件物什的流变延展出一座城的文化传统来。
这个传统是什么?是俗与雅的糅合，是清雅夹杂在这俗世里。天香园建成之初，一场玩闹般的设市游戏即为恰切的隐喻。一群豪门富家的哥儿姐儿，在秀丽的园子里开起了集市，布肆、药铺、馒头摊、肉摊等，热火朝天，买卖兴隆，煞有介事;玩也玩过了，“园子里已经让糟践遍了”。他们的这番心血来潮不计成本，重在折腾，本为精致的人生，却甘愿埋首于烟火气里。后来柯海执着于制墨，阿潜为弋阳腔所迷，阿昉悄没声儿地开起了豆腐店，都算得上是“精致的淘气”，很有些对生活艺术的入迷探究。
天香园的女人们先头位置并不突出，因为爷儿们的折腾实在太欢势，不免暂时遮住了女性的身影。可一旦这大厦有将倾之态，爷儿们靠不住，女人们的天香园绣撑起了整个家。这绣艺的来历也颇耐思量，源于不识字的闵氏从苏州带来的实用技艺，在天香园经诗书通家点染成为清雅的艺术，处于审美的境界，而最终又重新返归实用，回到民间。自然，这一次返回已不是简单的回还，而是更高一层面的“归真”了，清雅与俗世并行。这岂止是一种绣艺的流变，分明是一座城的历史与性格，以及文化传统的承接与延续。王安忆下笔为绣艺，她却是在想着这座城。自然，这城与这绣在气质上是合着榫子的。
王安忆说，《天工开物》是在明代完成的，这帮助自己理解“顾绣”这一件出品里的含义，因为这可说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象征人对生产技术的认识与掌握已进步到自觉的阶段。而我进一步揣想，《天工开物》的年代，也正是上海之成为东南名邑的时代，即城史的初始;天香园绣的流变史也恰在此时，与沪上的城史相依而行，可说是一种隐喻。这绣从实用进入审美，又从审美重归实用，清雅依然，却不离烟火气，与沪上的文化风范何其相似，世俗的生活中总有精致的讲究，商业的氛围中亦不乏文化的包容。
她把日常生活的精致繁杂表现到精妙，上海的气息由弄堂、流言，甚至由某个女人婀娜的步态弥漫开来。在王安忆看来，这沪上的清雅就杂在这俗世里面，沸反盈天。而她的文字则在经历了华丽堆砌的繁复之后，亦回到这清雅的平白简洁，就像冯梦龙编辑整理的《挂枝儿》。
关于王安忆
可亲可爱的小女儿情态与大家闺秀的距离感
上海给王安忆提供了基本的写作素材，“人自然要在某一个地方生活，上海恰恰是我生活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我的写作同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很辩证的关系。”《长恨歌》描写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沪上名媛王琦瑶的人生;《富萍》关注的是六七十年代上海的市民生活;《新加坡人》写的是当下的上海新贵;到了新作《天香》，她从明嘉靖三十八年一直写到明朝灭亡，所写虽始自大家族，最后仍回归市井。
而她，就距离这喧嚣与繁华咫尺之遥，安守宁静寂寞。她一向觉得写作是诉诸内心的，也不喜欢和人打交道，曾经挂职到上海南市区文化局任局长助理，却只待了两个半天。在上海，她大概是最晚装电话的作家，从不上网。到现在，她仍然用笔写作，产量不是很高，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每天只写一点儿。王安忆说，她特别想写一部关于养蚕的小说。下乡时在安徽农村看到养蚕的情景，至今留在她记忆的深处。这或者也可被视作王安忆的创作写照：不管外界如何喧嚣，始终严丝合缝地裹住自己，最终破茧而出。
她本来也不怎么喜欢太多的人关注自己，最理想的状态便是“让我一个人静下心来慢慢写。”她曾经用“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原始部落”形容自己缓慢的写作。恰如《天香》绵长遥远的由来，自有一种秩序隐藏在时间深处，想快也快不了。还是在很多年前，王安忆心生好奇地想去了解自己居住的这座城市。于是，她跑到图书馆和藏书楼里翻检。她何尝不知网络检索的快捷?只是在她看来，到故纸堆里翻检固然缓慢，但这自会生出一种经历。
慢的写作追求与生活节奏，让王安忆的日子生出些许诗意。即使是到安徽农村插队时，在给母亲茹志鹃的信中，王安忆写到当时孤独无助又艰难的生活也是如此动人：“别人家屋梁上来了燕子，但我家的却没有来。”
王安忆从不主动和人搭讪，显得挺孤傲。工作需要时也会往她家里打电话，她的声音听来还热情，只是问一句回一句，想和她“煲”电话粥是不可能的。每次见到王安忆，总见她头发挽在脑后，清清爽爽，说话简洁，语速很快，举手投足都是高雅的气质。看起来不苟言笑的她，似乎不太容易亲近。而这在外人看来的疏离与冷静，掩盖了她丰富热忱的内心。在熟悉她的人眼中，王安忆是个坦率真实又细腻体贴的女人：她织好送给史铁生的毛衣，史铁生去世后，被妻子陈希米珍存着;她给病中的陈星儿送去自己熬的鱼片粥;陈世旭要买藤椅，她跑到家具店亲手一笔笔画下(不允许拍照)寄给他……30年前，她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现鲁迅文学院)学习，遇到不会写的字便转过身问：“陈世旭，‘兔崽子’的‘崽’怎么写?”越过几排桌椅，远处的莫伸插嘴道：“安忆也要用这样粗鲁的字吗?”
她让我想起她的《长恨歌》，“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是有一些优美的，它不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的。”
但王安忆是当代作家中的大家闺秀。她的文风里，没有来自底层的村俗，没有来自草莽的愤懑，没有来自书斋的高深，也没有来自闺阁的幽怨，始终是沉着的、淡定的、不疾不徐娓娓道来的，作者与笔下人物有着一种让人舒服的距离感，而这个距离感，正是属于大家闺秀的。
是的，她是一个反感于黄段子和荤笑话的人，是一个批评年轻作家没有教养的人，是一个喜欢知识以至于订阅《化石》、《地理研究》、《历史》、《考古》的人，一个“过时的”启蒙主义者。最为反讽的是，由于写市民形象写多了，读者大概会有一个误解，觉得王安忆认同她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她的《长恨歌》被误读为“小资经典”，这恰是她不愿看到的结果。(宗和)
王安忆，被称为继张爱玲之后的海派文学传人。知名作家茹志鹃的女儿。上世纪80年代，她的中篇小说“三恋”引起轰动。作品《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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