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列宁曾向斯大林索要毒药？
《斯大林评传》 还原一个阴暗真实的斯大林
作者托洛茨基，苏联红军的缔造者之一，因为撰写本书而遭到杀身之祸，就在杀手对托洛茨基致命一击的时刻，托洛茨基惨叫着以惊人的毅力转身扑向凶手，他脑部喷涌的鲜血溅满了《斯大林评传》的手稿。
在政治上，斯大林和我长久处于两个对立的、不可调和的阵营中。但是，某些人总是谈到我对斯大林的“怨恨”，从而使他们无须对我写的关于苏联的任何东西作出切题的答复。已故的弗洛伊德最不赞成这种廉价的心理分析。怨恨毕竟是一种个人的关系。
在1922年，“这聪颖的列宁警告说：这个大司务除了辣菜之外再不会做什么别的。”这些菜证明不仅是辣的，而且是下了毒的，这不仅是比喻的说法，而且实际上真是这样。
过去几年中绘制的数量很多的肖像画，老是画着由斯大林伴随的列宁。他们并排坐着，在一起商量，互相凝视着，很友好的样子。在绘画、雕塑、银幕上一再突出这个主题，是为了想使人们忘掉，列宁在世的最后一个时期，充满了他同斯大林的激烈冲突，一直发展到两人彻底决裂。同样，列宁反对斯大林，其中也毫无个人的东西。毫无疑问，他非常重视斯大林的某些特点，他的坚定的性格、坚韧，甚至他的残忍无情和阴谋才能，这些特点在斗争中，特别是在党总部内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越来越利用他的职位所提供的机会来收罗忠于他个人的人和对他的反对者进行报复。斯大林在1919年成为监察人民委员部的首脑以后，逐渐把这个机关变成一个徇私和阴谋的工具。他把党的总书记的职位变成给人恩惠和降祸施福的不竭的源泉。列宁逐渐深信，斯大林由于掌握政治机器而发展的某些品行，对党是直接有害的。因此，他决心把斯大林调离这个机器，从而使他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1921年年底，列宁的健康突然恶化。第二年的春天，他第一次中风。他有两个月不能动，不能说，也不能写。从7月起，他开始慢慢地复原。10月，他从乡间回到克里姆林宫，再次拿起工作。1月23日，使总书记大为惶恐的是，列宁提出了组织工人监察委员会 来制约官僚主义的权力的计划。列宁在3月2日写道，“让我们坦白地说，监察人民委员部今天毫无威信可言我们没有比监察人民委员部更坏的机关了”等等。领导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是斯大林，他很懂得这些话的含义。
1922年12月中旬，列宁的健康又恶化了。他无法出席会议，用便条和电话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斯大林立即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对列宁隐瞒集中于党书记处的许多情报，对最接近列宁的那些人实行了封锁。但是列宁知道怎样把一些零星的，几乎无法觉察到的迹象拼凑起来，得出形势的全貌。
所谓列宁的“遗嘱”即他关于怎样组织党领导机构的最后的意见是在他第二次卧病期分两次写成的：第一次是在1922年12月25日，第二次是在1923年1月4日。遗嘱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十天后，列宁加上了一段附言，他“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应当“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这个遗嘱对斯大林不可能是一个意外。他在自己的秘书面前第一次读这个遗嘱时，他对列宁破口大骂，发泄他在这些日子中对他的“主人”的真实感情。
实际上，遗嘱不但没有能够结束内部斗争(这是列宁所希望的)，反而加剧了这个斗争，使它达到狂热的程度。斯大林再也不可能怀疑，列宁恢复活动意味着总书记在政治上的死亡。倒过来说，只有列宁死掉，才能给斯大林扫清道路。
在列宁第二次卧病期间，1923年2月底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作者会晤时，在秘书离开以后，斯大林告诉我们说，列宁曾突然把他叫去，向他要毒药。列宁又快要失去说话的能力，认为自己的病已没有希望，预见到另一次中风快要发作了，他不信任他的医生，他毫无困难地发现他们是自相矛盾的。他的神志完全清醒，但是他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
这里自然会发生这个问题：当时极其怀疑斯大林的列宁是怎样和为什么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呢?在列宁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之前仅1个月，他在遗嘱上写下了他的无情的附言。他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几天，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私人关系。答案是简单的：列宁认为斯大林是能够满足他这个凄惨的要求的唯一的人，因为他有直接的兴趣来这样做。同时，可能他是想试试斯大林：这个烧辣菜的大司务到底怎样热衷于利用这个机会?
我可以大致像这样地设想事情的过程。列宁在1923年2月底要毒药，在3月初，他再次瘫痪。当时对列宁身体的医疗预断是谨慎地表明情况不乐观。斯大林感到自己更加有把握了，他开始当列宁已经死了一样地行事。但是病人作弄了他。列宁的强有力的体质，在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的支持下，再次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快到冬天的时候，列宁开始慢慢地好转，可以比较随意地转动，能听别人读书报或自己阅读;他的说话能力开始恢复。医生的诊断表明康复越来越有希望。
对斯大林本人来说，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过程的问题，而是他自己命运的问题：他要么立即就在这一天设法成为党机器的头脑，从而成为党和国家的头脑;要么就要被贬黜到第三流的角色，直到他生命的结束。我坚信，斯大林在自己命悬一线时，不会消极地等待，他只要稍微动一动，事情就成定局了。
(摘自《斯大林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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