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看大门

　　记得当初，王世襄先生看见我(在故宫)站岗巡查有模有样的架式，就戏赏了我一顶“锡庆门行走”的顶戴花翎。我听了赶紧对先生揖手道：“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其实还是很受用。

　　到珍宝馆当警卫纯粹是为了得空能看看闲书

　　知青回城后，区里经手安排返城知青的办事员问我今后的打算，我也直说，只要工作清闲，得空能让人看看闲书就成。人家看我果真是不思进取，就说现在有个看大门的差事，一天干六个钟头，四天休息一天，这总归可以了吧。我喜出望外，赶忙再细一打听，居然就在离家百步之遥的故宫博物院，更是让我惊喜有加。

　　那天去故宫报到，进了神武门，进门靠左手一侧是一幢坐东朝西的大厢房，叫东大房，这里就是故宫警卫队的队部。神武门里的另一侧，与之相对的是一模一样的一幢厢房，坐西朝东，叫西大房。那里是警卫队的上级领导警保处的办公室。后来才知道，东大房和西大房原先都是宫里敬事房，惩诫太监，打屁股板的地方。

　　警卫队的田队长说，根据上级的决定，除了故宫四座大门的定岗和夜巡队之外，准备在外东路的锡庆门，也就是绘画馆和珍宝馆的入口处墙外再增设一处岗哨，为的是加强对珍宝馆的守护，只等锡庆门外的住房改建完成就开始建岗。田队长指定我为锡庆门新设的内岗小组成员。

　　博物院当局决定在锡庆门外增设一处岗哨，当然是珍宝馆的缘故。其实略微懂行的人都明白，故宫里头价值连城的宝贝决不仅限于珍宝馆的东西，可故宫自开馆以来几次的盗贼全是瞄准珍宝馆，由此可见当年盗贼的品味很是等而下之。

　　据说，一九五八年有个盗贼趁着午门前“大跃进”会战的混乱局面溜进故宫，从珍宝馆偷走册封皇后的金册。可他得手之后的销赃手段却是将金册绞断，当作普通的黄金去换钱。结果让人抓住，枪毙了事。

　　自锡庆门以里，每天晚上闭馆之后都要封门，大锁要贴封条，封条要盖大印。除非十二分的理由，譬如发现有贼人入内盗宝，即便是警卫队也不可擅自入内，因此警卫队的岗哨就设在锡庆门的红墙之外。

　　真正开始锡庆门的站岗巡查之后，小队长给我宣讲了一番警卫队特殊的作息规律：每个岗位都由四个人轮番完成：头一个人头一个岗是晚上六点到九点，然后上床睡觉;第二个人接岗，从九点到午夜十二点。第三个人从十二点到后半夜三点;第四个人从后半夜三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之后是头一个人起床，从白天早上六点到九点，第二个接班，以此类推。然后头一个人轮完第一天的六小时之后，要接着开始晚上九点到十二点一班，然后再接第二天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一班。到这四个轮回都转完了，就歇一天。不过，在上班这四天，每天晚上都要住在故宫里头，没有值班的时候也要“备班”，以应付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只有歇班的那天可以回家过夜。

　　同事老王说，先只要记住夜里的排班就行，白班随着夜班的钟点算。这夜班有个警卫队传下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儿;十二到三，脱了穿;三到六，忒难受”。不等我接他的话茬儿，老王就解释开了：六点到九点这一班最舒服，九点下了岗可以睡一整夜囫囵觉，所以叫“睡一宿”;九点到十二点这一班就差点儿了，得熬到半夜十二点才能睡，所以叫“睡一半儿”;十二点到三点这班，你不能熬到半夜十二点去接班，总得先脱衣服上床睡一会儿吧，可半夜十二点要起来接班，所以还得再穿衣服，就叫“脱了穿”。这都还凑合，顶不济的是三点到六点这一班，人最要紧的就是靠后半夜这几个钟头的觉，所以说是“忒难受”。

　　许多年以后，王世襄先生介绍我参加了“九·三学社”。在第一次的社员聚会上，我碰见故宫的宫廷掌故专家朱家溍先生，说起当年锡庆门的旧事，朱先生说你们警卫队的那排房原先就是清宫里头护军“伊里窝”住的地方。

　　见识过抓捕盗宝贼人的真实阵势

　　凡是听说我曾在故宫当过警卫的，给我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你见过故宫盗宝的贼人么?

　　1949年之后，故宫共出过五次盗宝的案子，依次发生在1959年、1962年、1980年和1987年4年里，其中1980年接连两次，而五次全部都发生在珍宝馆。从1976年到1978年，我在故宫警卫队当差共两年零三个月。值守的锡庆门正是监视珍宝馆的岗哨。要是碰到去珍宝馆盗宝的贼人，我本应该是首当其冲撞见。虽说我一回也没有赶上，可我见识过抓捕盗宝贼人的真实阵势，尽管那只是虚惊一场。

　　那是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突然电话铃声大作，说是警报器报警，乐寿堂里有动静。虽说警卫队保护国宝义不容辞，但我们并没有配备任何武器，连把防身的匕首都没有。如今大事临头，众人见着什么就抓什么，我顺手抄起门外热力管道施工留在房檐下面一根三尺多长的废铁管。

　　老孙从总钥匙房拿来钥匙，揭开下午封门时刚刚贴上去的封条，开了锁，进了锡庆门，带着几个平素信得过的手下，直奔后面珍宝馆的乐寿堂。回头嘱咐我们几个只需在外面防守，不要入内。

　　我们等了约有个把时辰，正有些不耐烦，之前身先士卒冲到里面的人总算是跨出了锡庆门，我们连忙上前打问。为首的值班室老孙手提电筒，肘弯里挎着一大串钥匙，悻悻地说：他奶奶的，又是黄鼠狼叫春。我早就说过，这仪器也该换换了，它就分不出来人声和畜声!

　　事后我猜想，当时警卫队的警报器大概并不高明，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声音探测器。当珍宝馆内响动的音量高于若干分贝以上，它就会自动触发报警装置，铃声大作。

　　不久以后，又有两次值班室的报警器自动出发，惹得大动干戈。一次说是有扇玻璃窗没有关紧，被大风吹开，玻璃震碎，发出响动，另外一次还是黄鼠狼作怪，惹得警报器发了威。

　　后来听说故宫有了钱，给警卫队的值班室添置了更加高级的探测装置。在1980年和1987年，接连三次真正的珍宝馆盗宝事件，值班室的高级仪器都是立刻启动，同事们得以生擒盗贼，送交法办。

　　赶上故宫分文物的好事

　　自从在锡庆门当上巡查的警卫之后，每天除了政治学习那两个钟头大家装一会儿洋蒜之外，多日无话。我也乐得这般闲暇，待游人走后，在锡庆门外放一张椅子，随意读些故宫图书馆里平素常人读不到的书，洋装的，线装的，有的还有傅斯年、罗振玉等大家当年读书的短笺或是借书条，仿佛手泽还在，怀古之情便油然而生。

　　在“锡庆门行走”任上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开了眼。珍宝馆、绘画馆，钟表馆，还有内东路里头的各个展室，由着你随便瞧。

　　到故宫上班没多久，居然还让我赶上一回故宫分文物的好事：全院的大小员工人人分到一份宫里八旗仪仗队的披挂。据说是这种服装宫里太多，又是纺织品，不好保存，就索性分给大家拿回去改个椅垫子什么的吧，算是作了废的“过期文物”。我排了半天队，好容易领回来一个包袱皮儿，打开一看，黄、白、蓝、红，颜色鲜明，手工做得可真精细，绝对在今日阿曼尼、皮尔卡丹之流这些洋人的玩艺儿之上。而且，上面一颗颗铜铆钉上据说还都镀着金。我不忍心把这么好的衣服拆了，想带回家去保存起来，以后也算是个念想。可是上头规定了，必须把衣服上的铜铆钉砸下来，交给国家去炼铜(当然是先把上面的金子回收了之后)。

　　费了半天劲，总算把铜铆钉给砸下来了，可是那些绸子、缎子做的衣服哪儿禁得住这一通儿糟贱，也都成了要不得的碎布头了。我的太太对服装裁剪情有独钟，听我一个劲儿地夸奖大清国裁缝的好手艺，不免想学上两招。等我拿回家去这些麻袋片子似的碎布头，她不禁大失所望。倒是我的朋友雅曼佛医生见了连声称好，尤其见到不少布料上还依稀可见“乾隆XX年，江宁织造”的印记，便不免想跟我讨上一块，说是带回他们德国去，可以丰富他自己古代纺织品的收藏。我知道八十年以上就算文物，怕犯法，没敢答应他。

　　后来，这些故宫过期文物有一大块挂在我家厕所的窗户上挡太阳，还有几块像点儿样的做成自行车的座垫子。其余小块的，等我儿子出生之后，就让照看他的王妈做成了屁股帘子，挂在儿子身后，冬天挡风。

　　毛泽东过世警卫队居然大声说笑

　　我来故宫一个多月后，巡查组的小毛跟我说起，还有一处你准没去过，就是御花园里的堆秀山。那里原先就是宫中皇上家登高的好地方。小毛平素和我要好，他又掌管着钥匙，那天正好是农历九月初九，满口答应带我到堆秀山登高。

　　那天中午我先回家吃过饭，约莫四点钟我起了身，出门的时候突然看见出版社留守处办公室里一个个都哭丧着脸，看见我喜气洋洋地哼着小曲就冲我使眼色。留守处的老高平素对我总也没有个好脸色，这回却拉我往屋里拽，脸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见桌子上放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竖起耳朵一听，放的又是哀乐。老高欲言又止似的，半天才说：“毛主席完了。”满屋子的人听罢都呜咽了起来。

　　我一听，心想这回肯定至少又是停止娱乐三天。再说大家都摆出个哭相，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堆秀山上登高。

　　一回到锡庆门就碰到小毛在那里等我。他说：“我白天到外面逛大街，到了咱们约好的时间之前就进了御花园，打开铁门，上了堆秀山。我看山上风景真美，心情大好，张口唱起杨子荣的那段《我心中自有朝阳》。谁知道咱们警卫队的几个弟兄冲上来，一把把我按倒，拖下山去。起先我还以为他们是跟我闹着玩，我唱得更凶了，他们就捂我的嘴，弄得满脸是土，到了队部才跟我小声说了实话。你这个人真不够意思，知道了消息也不说告诉我一声，让我差点犯了错误。”说得满屋子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连声说：“好险!好险!这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就在我们说笑之间，不想有人从门外路过，报告给上级说，锡庆门的警卫队在国丧期间大声说笑。第二天赶紧给壁报小黑板写了篇“一千条，一万条，突出政治是第一条”的批判稿才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本版面文字摘自《我在故宫看大门》一书，小标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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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襄的糖拌西红柿

　　我第一次在故宫见到王世襄是京津塘地震刚过，图书室的后墙塌了，那天他正系着围裙，戴着套袖，蒙着口罩，用运水泥的手推车往乾清门里运外文书。

　　和畅安先生熟了，从旁人那里知道他那些年受了不少的委屈，这样的人物那个时候我见过不少，但他和旁人不一样的地方是精气神绝对不倒。无论是和他一起到西山逮蝈蝈，大清早到朝阳菜市场排队领票买活鸡，还是看他挥汗如雨地整理《髹饰录》，或者带我骑车去南城找傅大卣先生学玉器鉴定，他都有着一份从容洒脱的态度，做人其实这是最要紧的，比什么都要紧。

　　前些年到畅安先生的新居看他，顺口夸了朱家溍先生虽是坐八望九的岁数，居然还能骑车。畅安先生听了不服气说：“我跟他是同年，现在他是在故宫里头骑，可我敢在故宫外头骑。”

　　故宫同事白大姐给我讲了一大堆老先生的旧事，其中我最乐意听的就是他在文化部干校的作为。说是大会上别人批判他，正说到兴头上，他忽然不紧不慢地冒出一句：“完了没有?”

　　“你这是什么意思?”发言的人不乐意了。

　　“没别的意思。我是说我那盆糖拌西红柿的冰大概全化完了。”他说。

　　沈从文谈排骨和古代丝绸

　　有一次，我们到沈从文先生家，我还莫名其妙地问先生：这文物可从哪里学起呢?沈先生眯起眼睛笑着说：原先我到故宫讲古代丝绸，外边一声喊：食堂分排骨喽!大家都转过身去听外边的吆喝，眼巴巴地望着窗外。我看既然排骨比学问要紧，就知趣地立刻下了课。后来故宫里头能够出头做点事情的，都是把学问看得比排骨更要紧的人咯，道理全在这里面。

　　进城解放军遭遇马桶和风扇

　　上海解放没几天就有一名解放军的军官住到我家的楼下。有一天，警卫员跑来对母亲说，他把米放到水池子里去洗，后来一扳把手，水和米都被冲走了。母亲不相信，就让他带去看看究竟。后来才发现，原来警卫员是把米放在抽水马桶里去淘洗。

　　又有一次，清晨天还不亮，楼下的警卫员就来敲我家的房门，他浑身上下都是灰尘，说是楼下出了问题，有妖风。到了楼下，母亲发现那个军官正匍匐在地上神色紧张。母亲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不开口，只是把食指放在唇边，示意我母亲保持静默，同时用警惕的眼睛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搜索。母亲也在屋子里面四下张望了一番，发现原来是天花板上的电风扇开了。那时正值冬日，本就寒冷，电扇一开更是阴风嗖嗖。后来才知道是头天晚上警卫员开电灯按错了开关，将电风扇开动了起来。据警卫员事后说，那天晚上屋子里面黑洞洞的，他就陪着他的首长在床架底下埋伏了一夜。

　　(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