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小镇岁月

　　撒切尔夫人是20世纪世界政治领域中最杰出的权力女性。她出身低微，凭借个人意志和务实精神，踏入男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政界。

　　撒切尔夫人从小深受作为镇长的父亲影响，对政治产生浓厚兴趣。1959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议员。1975年成为英国政党史上第一位女领袖。1979年5月，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并开启蝉联三届、任期长达11年之久的首相历程。

　　作为撤切尔夫人的第二本自传，本书展示了 “铁娘子”在入主唐宁街10号之前五十余年的人生中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

　　你可以随时改变立场，如果你想那样做的话，但我决不妥协。

　　我没有注意到我是个女人，我只当自己是个首相。

　　我不会关心我的下属们说了什么，只要他们能按我说的去做。

　　政治上，假如你想要的是空谈，去找男人，假如你想有所作为，去找女人。

　　——玛格丽特·撒切尔

　　我的父亲换过很多工作，直到1913年，他才在格兰瑟姆当上了一家食品杂货店的经理。当时他一周只能挣到十四先令，其中十二先令要用来支付食宿费用，另外要攒下一先令，剩下一先令零花钱。到1919年的时候，我的父母通过抵押贷款在北帕拉德盘下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面，并在这间店面的楼上安了家。

　　“楼下店面楼上家”的生活方式可是独具特色。你一天到晚都在上班。不管是在夜里的任何时间，还是在周末，只要人们的咸肉、糖、黄油或是鸡蛋吃完了，他们就会来敲你的门。有时候，我分到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茶叶、糖或者饼干从大袋子里或者盒子里取出来并分装成重量为一磅或两磅的小袋。

　　我们家是一个踏实、严谨、笃信宗教的家庭。当我对父亲说我也想像朋友们那样可以不去教堂而是出去散散步的时候，父亲就会回答说：“永远不要只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要这么做。”事实上，这是他最常说的口头禅之一——当我提出想学跳舞时，或者有时当我提出想去看电影或外出到某个地方去玩时，他就会这么说。不管当时我的感受如何，正如我的父亲那样，这种观点也支撑着我。

　　由此可见，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坚持原则的人。从幼年时起，这些正直的品质就被慢慢地灌输进了我的头脑，那就是不要因为别人不同意或者可能不被人喜欢而改变自己的信念。

　　勤奋也是我们家强调的品行之一。只要店里忙，我随时都会下去帮忙。同时，我还向母亲学到了另外一点：尽管她每天都要在柜台后面站那么长时间，但她仍然能把家务做得很好，每件事情都安排得像钟表一样有条不紊。她还教我怎样正确地熨烫男衬衫而不会把上面的刺绣烫坏。她把又大又平的熨斗放在火上烧热，还告诉我一个秘密：只需把大约像六便士的硬币那么大小的一块蜡涂在熨斗上，这样烫出的亚麻衣物效果就会特别好。

　　我们家从不浪费东西，生活上也总是量入为出。母亲曾经是个专业裁缝，我们穿的大部分衣服都是她缝制的。在减价市场上，我们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到质量最好的布料，所以我们的衣服真是物有所值。我们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们，她从来不把用过的旧棉线扔掉，而是重复使用。从那以后，我们家也开始这样做了。我们信奉卫理公会教，可不能徒有虚名。

　　从亨廷塔尔路小学毕业后，我就读于凯斯蒂温和格兰瑟姆女子学校。我们学校的校长是威廉斯小姐，她虽然不动声色，但却很有权威，学校里的大小事情都由她决定。每年的校庆或者颁奖典礼，她会穿上漂亮的丝绸套装，剪裁合体，做工很细，看上去极为端庄高雅。但同时她又很讲究实际，她告诫我们说，如果花同样多的钱，宁可买质量上乘的棉制品，也不要买质量差的丝绸衣物。

　　我父亲十三岁就辍学了，所以他下决心要在我身上加以补偿，于是便支持我抓住每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诺丁汉大学定期在格兰瑟姆举行有关时事和国际问题的“扩展”讲座，我们俩就一起去听。讲座结束后会留一段时间让听众提问，我和其他人总是踊跃参加。父母对我的学习情况非常关心，作业必须按时完成，即使是星期天晚上也不例外。有一次，他发现我居然不知道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就立即给我补课。父亲还鼓励我读一些古典作品，如勃朗特和简·奥斯汀的作品，当然还有狄更斯的作品：狄更斯的《双城记》有很强的政治性，也是我最喜欢的。我父亲那时还订了一份名叫《希伯特》的哲学杂志，尽管我努力了，但仍然很难读下去。

　　我父亲先后担任镇议员、镇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参事，最后在1945至1946年间还当了镇长。人要有责任感，这是他信奉的格言;维持良好的财政状况，这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他非常推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作《论自由》。我还记得1952年父亲参选参事失败了，我也没有忘记他当时表现出的尊严和高贵。他站起来说道：“这些象征荣誉的长袍我已经穿了将近九年了，现在，当我脱下它们时，我仍然相信它们代表的荣誉。”许多年以后，当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也以父亲为榜样，努力效仿他当年退出公众生活的方式。

　　当我还是个正在上学的女孩时，我和父亲主要的共同兴趣也许是对政治公众事务方面的知识的渴望了。我们每天都阅读《每日电讯报》，每周都阅读卫理公会的《循道纪录报》、《画报》、《约翰·奥伦敦周刊》。小时候我们还订阅《儿童报》，有时我们也看看《泰晤士报》。自从有了收音机，我们就可以听新闻了。

　　父亲每周都要从图书馆里借两本书，一本是“严肃”的书，他自己(和我)读;另一本是小说，给我母亲看。我很快就知道自己喜欢读什么样的书了——任何关于政治或者国际事务的书。例如，我读了约翰·斯特雷奇的《迫近的夺权斗争》。后来成为下院议员的丹尼斯·肯道尔借给我父亲一本书，是德国共产党人理查德·克雷布斯写的，书的名字叫《黑夜之外》，里边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有关极权主义政权的暴行的描述。对我影响尤为重大的一本书是美国人赫伯特·阿加所写的《伟大的时代》。书中奇妙而又有力地分析了西方道德的失落是怎样让希特勒发迹并导致了此后的战争的。对于我来说，阿加的这本书让我明白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对于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命运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点超越了在国家利益或者势力范围或者资源的获取或者任何其他强权政治中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