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江湖》45年——金庸的冰与火

　　新版《笑傲江湖》播出以来虽天雷滚滚，却火爆荧屏，“东方不败十年后下山恋上令狐冲，给任盈盈下毒并把自己的心换给她，最后长眠冰湖。”

　　当编剧于正在网友的强烈不满中，有意将番外拍摄成微电影《换脸新娘》时，却有很多人忘记了金庸先生90岁大寿。金庸的武侠小说被称为成人的童话，虽然铁杆粉丝不计其数。但当21世纪的大众媒介把观众当成沙发上的土豆，“文化世俗化”成为潮流，金庸便沦落为了随意揉捏的廉价贩卖机。

　　《笑傲江湖》1967：

　　金庸的政治讽喻

　　“本以为陈乔恩反串出演，没想到原来她演的东方不败就是一个女的!” 于正版的新《笑傲江湖》收视高居黄金档电视剧收视第一位，但是同时伴随而来的却是圈内人的一片瞠目结舌。

　　如此恶搞原著，让金庸迷们为原著喊冤：“我们和于正看的一定不是同一本《笑傲江湖》。”“不见于正，怎知张纪中的厚道。”

　　相较于这几十年来各个影视版本的《笑傲江湖》，成书于1967年的《笑傲江湖》，究竟是怎样由一部政治讽喻，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它是如何从“政治武侠”到“武侠”到只剩“武”，直至现在什么也不剩的?

　　在金庸所有的长篇武侠小说里，《笑傲江湖》是唯一一部没有设定历史背景的。这一度令粉丝感到困惑不解，但金庸在1980年自撰的《笑傲江湖·后记》里回答了书迷的疑问，他写道：“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这句平淡无奇的解释，实际上却大有深意，因为在《后记》的一开始，金庸就明确表示，《笑傲江湖》里的群像，在他设想时便“不是武林人物，而是政治人物。”

　　《笑傲江湖》的主角是令狐冲，不过金庸在政治层面的暗喻，主要投射在东方不败和任我行身上。

　　书中写道：“任我行以前当日月神教教主，与天下部属兄弟相称，相见只是抱拳拱手而已……突见众人跪下，心下想：这跪拜之礼既是东方不败定下了，我也不便取消，当下便坐了下来。令狐冲这时退到殿口，心下忽想：‘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什么分别?’”

　　“这种过程的深刻描写，可以作为民主政治第一课的教科书。”

　　话既至此，金庸实际上的笔锋所指，已经不言自明。正如同他对《笑傲江湖》为何没有历史背景的解释一样，金庸自己也说，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是人性的普遍现象。人类漫长政治生活里的不断循环往复的故事，那句“却有什么分别”，点明了这部政治寓言的中心：“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

　　无论《笑傲江湖》文学性的褒贬如何，作为从古典时代最后的余晖中走出来的文人，金庸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身处江湖却心忧庙堂的士大夫传统，尽管带有犬儒色彩，不比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那样辛辣，但《笑傲江湖》仍然不失为一部好的政治讽喻小说，通俗文学的体例使其在教化和普及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在华语世界甚至比《动物农庄》在英语世界更流行。不过，流行也同时带来了问题，那就是——究竟有多少人会在和男女主角一起经历了如此跌宕起伏的故事后，还有心思翻到最后那短短一页的《后记》?

　　文化世俗化的金庸注解：武侠，被塑造成了这个民族的娱乐器官

　　娱乐至死年代到来，人们开始忽视文本背后的意义，他们专注于创造各式各样的娱乐奇观，以便在这个商业大潮中分一杯羹。

　　1984年，香港TVB首次将《笑傲江湖》搬上荧幕，从此开始了这本小说的影像化历程。视觉上，香港影人在80、90年代对武侠世界的想象和建设，延续至今。2000年李亚鹏递出剑招所产生的爆炸效果，从本质上来说，与1984年那简陋的后期特效做成的彩色光柱，并无区别——哪怕它们在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同。

　　从这个层面上讲，所有80年代到90年代乃至如今的《笑傲江湖》的影视作品，几乎都只是在论证娱乐工业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在香港娱乐工业和庞大市民阶层的共同努力下，武侠，被塑造成了这个民族从童年到成年的幻想。在这一堆热闹里，可能只有徐克触碰到了金庸的本意——这一系列电影把原著情节修改得面目全非，但是，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观众：为了维持权力而扭曲的人性，能变态到什么程度。当然，人们最终记住的，还是徐老怪在这个系列里奠定的“新武侠”拍摄手法。

　　然而，如果真的要以原著精神作为标准，可能哪个版本都讨不了好。这是因为，在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金庸原著中强烈的政治诉求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有意”是指60年代后期那波席卷全球的革命浪潮早已退去，曾经制造了伍德斯托克的年轻人在80年代后期制造娱乐商品，乔治·奥威尔的预言看起来落空了。

　　“无意”是因为电视，就像尼尔·波兹曼所说的那样，生来就拥有一种魔力，让政治、宗教、文化，以及一切的一切，成为它心甘情愿的附庸。

　　仅仅用香港经济在70年代开始的腾飞，来解释影人的兴趣点从政治转向商业，似乎过于笼统。西方学者艾森斯塔德认为，自由经济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恰恰是文化变得世俗化的原因。金庸自己就是这句话的注解。

　　例证诗词曲赋在金庸作品中时常出现，在60年代，为大众提供了过去专属于精英的文化体验。而在80年代，电视媒介并不需要观众的参与，它把观众当成沙发上的土豆，于是荧幕上的《笑傲江湖》不再提供反思，转而提供刺激的视觉体验。

　　随意揉捏的廉价贩卖机：“不把东方不败写成女性怎样安排接吻”?

　　21世纪是一个迎合的年代，迎合低智，崇尚反智，理性与思考得不到尊重，人们宁愿每天蹲在家里看着他们的记忆被改得面目全非且破口大骂且乐在其中。

　　从本质上来说，于正在2012年对《笑傲江湖》的改编，与TVB、央视的改编，也没有不同——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消费主义话语下的文化商品，只不过TVB和张纪中贩卖武侠梦，于正则贩卖类似于琼瑶的少女梦。少女梦虽然廉价和雷同，然而却因为一代代更新的青春期而永无疲态。

　　于正版《笑傲江湖》最为人诟病的一处改动，是将东方不败由一个因争夺权力而自宫的男子，重新设定为一个为爱痴狂的女子，至此，金庸原著赋予这个人物的政治意义，已经被全部剥离。

　　社会生活由45年前的泛政治化，正在走向另一个泛娱乐化的极端。但是不可否认，在经历了这几十年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波后，70后的新生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躲避崇高和告别革命的口号掩护下，整体上变得无比犬儒。消费主义所催生的去政治化，在最近十年，发展为单一的娱乐化，传统上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轻蔑，新版《天龙八部》的主角钟汉良，比上一个“萧峰”胡军矮了不少，又带着阴柔的气质，但更受观众喜爱。在上一个十年，尚有人质疑大侠们不受约束的暴力，实乃中国人经升级后的“皇帝梦”的投影，但现在，让人很担心钟汉良的粉丝会因为前一句话而大闹编辑部。

　　娱乐媒体在当下对于正版《笑傲江湖》的评论，集中在该剧颠覆性改编的批评与辩护。其实，在穿越剧《宫》大获成功以后，国产电视剧的制片思路多少受到了于正的影响，怎样在固定的情节中镶嵌明星和美景，成为了绝大多数电视剧的生产逻辑。面对质疑，于正在微博上奋起反击，大意是，不把东方不败写成女性怎样安排接吻，不安排接吻，又如何吸引年轻观众?这说明，于正认为，他要做的，是为观众提供一种游客式的精美景观，而不是提供反思和批判的视角。

　　不得不说，如果将《笑傲江湖》作为一件娱乐商品，那么他是对的。事实上，当我们回望45年前的金庸，会发现，他的创作也有着强烈的商业动机——为了挽救他报纸的发行量。

　　有所区别的只是，他在字里行间夹带私货，而后来的翻拍者没有。

　　现在，年轻的粉丝在论坛上激辩：“如果没有于正拍这部电视剧，又有谁知道《笑傲江湖》?”

　　70后和80后看到这句话，大概要气死了。

　　但是当70后和80后热衷于建构侠的精神世界，给《笑傲江湖》的思想标注上形形色色的参考答案，就是对官方答案不理不睬，不知金庸又作何感想?正如王国维那句话：“雅俗古今之分，不过时代之差，其间故无界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