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新：数学教授的人文旅行

　　去年年底，蔡天新的随笔集《数字与玫瑰》由商务印书馆修订重版。过去20年来，他以数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游遍世界100个国家和地区，身体力行地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从中“获得了独到的经验、开阔的视野，并拥有了必要的自信、宁静和气度”。

　　1月3日，蔡天新回母校山东大学，参加著名数学家、山东大学原校长、恩师潘承洞教授铜像揭幕仪式期间，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如果说数学是一座坚固的堡垒，那么诗歌便是我可以随身携带的家园”

　　走在熟悉而又陌生的校园里，蔡天新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的青葱岁月。

　　在山东大学附近的一家旅店里，蔡天新向本刊记者回忆起35年前第一次长途旅行的经历。那是1978年，15岁的他第一次乘坐火车，终点站便是济南。

　　高考前夕，偶然读到徐迟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父亲告诉他，徐迟提到的三位数学家中，惟有潘承洞是山东大学的一名教师，陈景润和王元都在科学院做研究工作。“于是我的志愿里便有了山大，没想到的是，后来居然被选拔进山大的少年班，继而成了潘承洞的研究生。”

　　蔡天新，15岁考入山东大学，24岁获得理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今已出版诗集、随笔集、游记、传记等10多部文学作品和英、西、法、韩、斯拉夫、土耳其语等10余种外版著作。

　　他原来希望在50岁以前走100个国家，这个任务提前半年，于2012年秋天完成了。荷兰一个大学请他访问，去了趟德国、比利时，后来遇到国庆节，他给自己放了假，就用荷兰人给的钱买了机票去了非洲。这已经是他第六次去非洲了。在坦桑尼亚阿鲁沙，当地诗人给他开了一个诗歌朗诵会，当坦桑尼亚人知道这是他游历的第100个国家，他们也感到很光荣。

　　“每当游历一个新的国家，我都有获得一次新生的感觉。而写作对于我，就像是故地重游。”蔡天新说，“如果说数学是一座坚固的堡垒，那么诗歌便是我可以随身携带的家园。”

　　对他来说，首先是数学访问和会议带动了旅行，然后是旅行启发了写作的灵感，诗歌和文学活动又不断提供新的旅行。“旅行对我来说，就像有些人赚钱一样，很容易。我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有的是数学家，有的是诗人。时间长的话大都是跟数学有关，时间短的话跟诗歌有关。”蔡天新说。

　　一次，蔡天新去法国参加诗歌节，在诗人兰波的故乡沙勒维尔市，偶然路过一个大书店，突然看到橱窗上印着自己的诗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像一束子弹，穿过暗夜的墙。”

　　多年以来，他一直坚持“三不原则”：不入作协、不上论坛、不写博客。“我不太愿意与人争执，那容易让我走上极端，加上父辈的生活经验，以及对‘文人相轻’传统的忧虑，所以选择了用文字和图像的方式来表达。”蔡天新说，后来还是“破戒”了，开始写博客，一路写到微博，“最初是出版商的建议和要求，后来还真喜欢上了。”

　　少年远行：80年代的青春记忆

　　2010年春天，蔡天新的童年回忆录《小回忆》出版，这部讲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方乡村生活的书，尾声他独自一人搭乘长途汽车来到省城杭州，第一次坐上火车去济南念大学。

　　有几位老同学读过以后，勉励他再续《小回忆》，写一写山大度过的那九年青春时光。他迟迟未能动笔，但那些决定他后来人生命运的校园往事，在他脑海里不断回绕。

　　1984年元旦，蔡天新正读研二。那天夜里在一位同乡老师家里看完电视，回寝室的路上，在山大校门口一棵梧桐树下，一位少女急切地朝他奔来，几乎扑进他的怀中，显然少女把他当成等候已久的男友了。没等他明白过来，少女已失望地退缩回去。当天夜里他失眠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口中仍念念有词。他将其记录下来，一位文青同学看后说像诗，这就是他的第一首诗——《路灯下的少女》。

　　从那时起，直到29年后的今天，蔡天新很少中断诗歌创作。至今他的诗歌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并有英、法、西、韩、土耳其、斯拉夫和孟加拉语版的诗集出版。他也30多次被邀请到5大洲参加诗歌节或文学交流，并多次举办个人朗诵会。

　　“与我同生日的匈牙利数学家哈尔莫斯有句格言，学数学的就是要走遍世界。可以这么说，诗歌带给我的旅行机会，并不少于数学。”蔡天新说。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数学系研究生蔡天新开始了旅行和写作。他利用假期回家探亲把京沪线上的城市走遍了，还去东北、西北、西南做了三次长途旅行。“有一次寒假去银川，为了买半价票，就找辅导员做了个假证明，说自己是宁夏人，丢了学生证，来不及补发，以山大数学系的名义开了证明。从银川回浙江，又用另外一张证明，说我是浙江人，在银川实习，适逢假期，不经过学校可以直接回家，又买了张半票。比直接从济南回浙江多花了十几块钱，走了十几个省。”

　　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他从未住过旅馆，有时在亲戚家借宿，有时投靠同学，有时干脆睡在火车上。就这样，学生时代，蔡天新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可能是童年太孤单，所以后来喜欢旅行。

　　山大哲学系的韩东和蔡天新本科同届。韩东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大名鼎鼎的“他们”诗社创办人，但他本科毕业离校时蔡天新还没有开始写诗，并不相识。等他们有机会在南京、杭州和青海湖的笔会、诗歌节上相遇，已经是21世纪的事了。

　　谈到对上世纪80年代的特殊情感，蔡天新说：“我觉得我不属于任何年代，数学是永恒的，和年代无关。诗歌和年代有点关系，那时候我也读朦胧诗，但并不活跃，1986年美国垮掉派诗人领袖金斯伯格到山大访问，我居然不知道，在现在看来是有点孤陋寡闻。”

　　蔡天新的人生“广告词”：

　　数字与玫瑰

　　一次，蔡天新到上海一所大学演讲，校方给他起了个题目：带着数字和玫瑰旅行。现在他每年大概有几十场讲座，经常会用到这个题目。在演讲里，他谈数学、旅行、艺术，谈他对命运和真理的看法。

　　于是，便有了《数字与玫瑰》。这本初版于2003年的随笔集，成为最能概括蔡天新人生履历的一本书。就在那一年，蔡天新因为此书，和周杰伦、孙燕姿一道，被《新周刊》列为“飘一代”代言人。此书在台湾有两个繁体版本，还出过一个韩文版。

　　2012年，该书再次修订出版。数字与玫瑰，最终成为蔡天新的人生“广告词”。9年时间里，“每年我都有新作问世(每年亦力争游历新的国度以汲取营养)，但我在各地讲座时，每每有读者念及《数字与玫瑰》，还有人在杭州筹划过同名酒吧(未遂)。”

　　除了《数字与玫瑰》，蔡天新还出版过《数学与人类文明》、《难以企及的人物》，游记三部曲《飞行》、《欧洲人文地图》、《英国，没有老虎的国家》等。

　　《齐鲁周刊》：数学与诗歌，有何相通之处?它们的美感怎样合二为一?

　　蔡天新：数字也好，玫瑰也好，都是自然的灵性。数学家帕斯卡尔在《思想录》开头这样轻松地写道，凡是几何学家只要有良好的洞见力，就会是敏感的;而敏感的人若能把自己的洞见力运用到几何学原则上去，也会成为几何学家。

　　诗歌需要理性，数学也需要感性。最近几年我又把诗歌的想象用回到数学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获得了菲尔兹奖得主阿兰·贝克等人的称赞。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一点是，数学和诗歌是人类最自由的智力活动，因此几十年来乐此不疲。我倒是觉得，假如一个人缺少了其中一样，身体的各个部位会难以和谐相处。

　　《齐鲁周刊》：对您来说，旅行有着怎样的意义?

　　蔡天新：我们绚丽多姿的生命，就是由一次又一次奇妙的旅行组成的。很多人的旅行是为了寻找灵感，但是更多的人，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梦想。他们以迥然不同的方式生活着，但是他可以通过对梦想的不懈追求和努力，使得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可爱，精彩纷呈，适宜于居住。

　　《齐鲁周刊》：您似乎更亲近国外的诗人作家。

　　蔡天新：我的写作受现代绘画影响比较大，后来旅途中写作比较多，也受国外作家影响。诗歌应该首先是让人明白，里面含有思想和情感的东西，这一点西方诗人做的似乎好一些。

　　《齐鲁周刊》：齐鲁文化对您年轻时的成长有何教益?

　　蔡天新：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作一小时报告(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彭实戈院士，都是山东人。一文一理中国的两个顶尖人物都出自齐鲁大地，我也得到了一些熏陶。山大的学风比较扎实，自己当时可能看不见，至少有一种毅力可以持久地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