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锟如何做校长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华裔科学家高锟到瑞典出席诺贝尔奖颁奖典礼。这位因老年痴呆而将自己一生成就忘却的老人成为第六位摘取诺贝尔桂冠的华人。他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６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期间的逸闻趣事，也再度被人翻出。
“八年校长一事无成”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高锟回到香港，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到２００６年退休为止，他为中文大学罗致了大批人才，使中大的学术和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在与内地科技界交流合作中，主张“一步一步把双方的联系实际化”。
而高锟带给香港中文大学的最大贡献，显然不是这些“政绩”。
“坦白讲，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可不以为他有这么厉害；相反地，我们一帮学生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糟老头罢了。我的一个同学是那时学生报的编辑，赶在高锟退休之前，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总结他的政绩，标题里有一句‘八年校长一事无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曾是香港中文大学学生的梁文道说。
上学期间，梁文道只当面对高锟说过一句话。那一天他和几个同学从图书馆出来，正好见到高锟走在前面，梁文道马上揉搓了一团纸朝他丢过去。他一回头，梁文道就指着另一个同学笑着大喊：“校长，你看他居然乱丢垃圾！”
梁文道在文章中写道：总是笑得有点傻的校长一如既往，顿了一顿才反应过来，慢吞吞地说：“这就不太好了。”他们立即笑作一团，看着校长的背影渐渐远去。
高锟被“戏弄”的经历还不止这些。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中文大学３０周年校庆，举办了盛大的“开放日”来庆祝。当时学生组织最痛恨歌舞升平，于是执意要与校方对着干。
校庆那天，正当高锟要当众致辞时，激进学生冷不防冲上了主礼台，在众多嘉宾、家长、同学以及校友的众目睽睽之下，抢夺校长手中的话筒，以表达另类的声音，还拉开了“两日虚假境象，掩饰中大衰相”的横幅，台上乱作一团。
有学生往高锟怀里塞了一个套上了避孕套的玩偶，意思是学生全给校方蒙成了呆头。现场一片哗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中大学生报》记者冲上前去采访被迫走下主礼台的高锟，问他是否会惩罚学生。高锟却一脸诧异地说：“惩罚？我为什么要惩罚学生？”
这件事之后，几乎各方面都排山倒海地要求处分那批学生，但有３人自始至终坚持反对，最后才能顶住压力。其中一位，就是本来最为丢脸、最受屈辱、最应该义愤难平的当事人高锟校长。
我们年年拿钱年年骂，他就年年挨骂年年给
高锟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学生会和学生报的同学，感谢他们的工作。他怕这些热心搞事的学生，忙得没机会和大家一样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会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
在一场教授与学生可能因教学评核而对簿公堂的官司中，他为学生顺利调解；他还时常阅读学生报，把学生们批评校方的文章，转达有关单位，要求改善。哪怕学生运动处处针对他，他还是真心诚意鼓励同学参与。
梁文道那位臭骂他“一事无成”的同门，正是当年的获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经回到母校任教了，在电话里他笑呵呵地告诉梁文道：“我们就年年拿钱年年骂，他就年年挨骂年年给。”
可惜当年的学生组织并不领情，坚持对抗到底，出版学生报，不乏侮辱性的辛辣字眼，令教授们为之侧目。校长却始终以平常心对待，对这些一直敌视他、跟他对着干的学生疼爱有加。
除了“挨打不还手”，高锟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个沉默寡言的小老头。很多同学经常看见，他与太太手牵着手在校园超市买巧克力；他曾在一场关于日本黑社会暴力文化的校园电影观赏和讨论会中，静静地坐在一旁参与（不是大张旗鼓、剪彩主礼的那种）；参加一个小小的校内社科研讨会，还举手发问。
有高锟在的地方谁敢来讲包容？
在香港中文大学老师和学生眼中，高锟不是那种能为大学募得很多捐款的人，也不知道夸耀自己把大学建设成世界“第Ｎ大”，所以当年校内有些声音质疑其领导能力。有人揶揄：“李国章（继任校长）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开完的教务会，他却要开上３个小时。”而今天回想起来，很多人会明白这是包容、兼听的代价。
有记者问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当年高锟校长是否很受爱戴，他遗憾地说：“有些人就是如此，要经过一段时间，有了一段距离之后，大家才能对他看得清楚。”而当年参与抢话筒的同学在电视新闻中说：今天终于理解校长的苦心了。
“有时我们不能奢求校长与学生政见尽同，但我们应该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尊重和爱护。”蔡子强说。香港公民党主席关信基表达了和蔡子强类似的观点：“高锟是历年曾合作的中大校长中，最自由开放的一位。”
梁文道在文章的结尾处的一个故事，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切地看到高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许这才是为人师者的至高境界：
前一阵子，香港政务司司长唐瑛年跑来中大演讲“领导的艺术”，居然大谈什么包容是领导最重要的美德，我听了忍不住摇头轻叹：“你跑我们这里讲包容？”
（文据新华网、《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周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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