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名媛郑念坐牢记

　　郑念原名姚念谖，1915年生于北京，后留学英国。1955年，郑念继其夫在上海任职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发。郑念被控为间谍，关在监狱6年。1980年，郑念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定居美国，以94岁高龄辞世。

　　在这段长达六年半的监牢生活中，世人看到，一位优雅、坚毅、机敏、高贵的女性，如何坚守底线，维护自己生而为人的尊严，以及心中不可折损的现代价值。

 

　　一个知识分子的困惑

　　1966年7月的一天清晨，整个上海都浸在闷热异常的天气里。

　　熟睡中的郑念被娘姨陈妈轻轻推醒。陈妈告诉她，有两个人闯入家中，在客厅里等着，催郑念赶紧下楼。其中一个是郑念的戚姓同事，另外一个则是公司的保安，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会的激进分子。

　　郑念故意拖沓着下楼，对于楼下客厅里坐着的两位，她有种不祥的预感。

　　1915年生于北京的郑念，原名姚念媛，父亲曾经留学日本，后在北洋政府担任要职。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期间，郑念结识了丈夫郑康琪，婚后易名郑念。

　　学业结束后，郑念随丈夫一起归国。郑康琪曾担任国民政府驻澳大利亚外交官长达7年。上海解放后担任陈毅市长的外交顾问，一年后辞职，担任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1955年，丈夫病逝，郑念担任新任总经理的顾问。正是由于英国公司的背景，郑念沦为疯狂猜疑和迫害的对象。

　　当她下楼后，发现同事和那个工会分子面前的冰镇果汁原封不动，心里感到不妙。老戚看到郑念后，弓腰站起身来，满脸尴尬，而另外一个人则一脸严肃地坐在沙发上，往地毯上响亮地吐了一口痰。

　　郑念被告知，她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但对于会议内容，来者却闭口不谈。会议从当天8点一直开到十二点钟，下午一点半继续。参加会议的都是解散前的亚细亚上海分公司的员工，而重新聚集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批判一个人：公司会计陶方。

　　会后，郑念被留了下来，她被告知，“必须老老实实，像陶方那样，好好改造自己”。这让郑念很是困惑，在她看来，公司已经关闭，英国总经理也走了，公司也并不曾做过什么违法或者不道德的事情，为什么员工现在又要接受审判呢?

　　当晚回到家中之后，郑念接到电话，“我们要对你进行审查，必须随叫随到”。

　　晚上九点，参加完演出的女儿梅平回到家中，淘气地和陈妈开着玩笑。对于梅平，郑念一直感到愧疚。这个在解放后长大的女孩，因为家庭背景问题，一直得不到学校的公正待遇。特别是经历了当天的遭遇之后，郑念心里的担忧无法按捺下去。

　　然而郑念当时却第一次以丈夫去世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他就不用面对这些混乱的局面，甚至遭到迫害了。

　　“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

　　郑念是在上海少数几个1949年之后仍能继续原来生活方式的人之一。她在丈夫去世之后，和女儿住着三层楼洋房，有厨师、花匠和保姆。

　　对于这种生活方式，当时的政府没有强制命令。事实上，自1949年之后，为解决社会事业问题，雇主是不允许解雇雇员的。有人为此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但是郑念的情况要好的多，她有稳定的收入。这一切在1966年戛然而止，红卫兵抄了家，她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

　　1966年9月，上海的街头到处停着大卡车，随时准备载走抄家物资。郑念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抄了家，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的。

　　进入看守所，郑念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搜身。她被命令脱下衣服，两个女人彻底搜了一遍，然后把衣服换给了她，除了一件乳罩，因为它代表了西方的腐朽。

　　被押着走过昏暗的通道之后，郑念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进门的第一眼，她看到了墙角的蛛网。一只蜘蛛仿佛受到了震动，迅速地移动位置，蛛网轻微地颤了颤。关在单人间的郑念，平时除了看守和审讯，见不到活人。谁能想到，之后的日子里，这只蜘蛛成了她唯一的伙伴。其孤独与无助可想而知。

　　一次放风的时候，郑念注意到墙隅长出一丛杂草，细看竟发现其中一株的顶端开着微笑的白花。这丛杂草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圣洁，傲然独立于沙砾和泥土当中，似乎有心要给这死气沉沉的监狱标注上一个生命的象征。她凝视着这丛杂草，心中顿生一丝怡然。

　　六年半的牢狱生活，《解放日报》是郑念了解外界的唯一渠道，每篇编者按中引用的毛泽东她都格外注意。另外，她每天都会花上几个小时阅读《毛泽东选集》。

　　一次提审的时候，审问员用强硬的口气说道：你还是早写交代吧，不然五年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垮掉，到时候再求认罪也是徒劳。郑念也强硬地做了回答：我要遵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诲，讲事实，摆道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审问员愤怒地说：那段语录是不能用在你身上，是说给解放军战士听的。而郑念则驳斥说：林副统帅说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各人各事。这下，审问员没词了，只能下次再审。六年中，她始终不肯承认欲加之罪。用毛语录为自己辩护，往往让审讯人哑口无言或恼羞成怒。

　　在狱中，长时间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以至勒得血肉模糊，郑念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但她宁愿忍受这钻心的疼痛也不愿敞开裤链，因为有可能露出里面的内裤……有人好心劝她放声嚎哭来引起恶势力发善心，她坚决不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

　　郑念时时提醒自己要保持乐观。她自创了一套徒手操，从头到脚活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每天做两遍。她还开始背诵上学时学过的唐诗。

　　“使我惊奇的是，我居然能把在脑海深处沉睡了几十年的诗句再挖出来。这真是一件乐事。唐代伟大诗人们的不朽诗句不仅锻炼了我的记忆力，而且把我从身居囹圄的残酷现实带入了美和自由的境地。”

　　不明不白被抓，释放时以泄露粮食供应情况为罪名，郑念要求政府承认错误，登报道歉，否则拒不出狱。狱中的六年，也是她与梅平完全分隔的六年。当她出狱之后，才知道女儿已经不在人世。红卫兵们告诉她，梅平因为顶不住压力，自杀了。但她并不相信。

　　至此，她的心已经伤透了。

　　最后的贵族：在美国，她依然是个上海人

　　“1980年9月20日，我告别了上海……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的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乃至楼内我办公室的窗口……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祖国……”郑念曾如此回忆她前往美国时的情形。

　　从1949年4月起直至1980年9月，郑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虽然她一口京片子，从不讲上海话，但她的所有亲友，喜爱她的读者包括她本人，都认定她就是一个上海人。直至去美国后，她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请她相熟的上海裁缝做，再托人从上海带去。

　　1980年她离开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馆收购她收藏的极其珍贵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遗嘱，将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去美国时，郑念已经65岁，但她不仅迅速适应了国外的生活，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而且还保持了她在国内时的生活习惯。在接待来访的同胞时，她都会请他们到一家十分讲究的中餐馆，而且每次都是从后门进去，因为那家餐馆有她专用的桌子。

　　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若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

　　1989年，郑念告诉前去拜访她的作家程乃珊，上海亲人已将梅平的骨灰带出来了，她要携她去夏威夷海葬。中年丧夫复丧女的郑念曾经这样说：“对我女儿的死，我不能理解，也不会平静的。但我不得不日复一日地活着，再也得不到她”，人生至痛，莫过于此。

　　关于为什么选择海葬梅平，她说：“是因为太平洋通中国，海水会将她带回上海。”讲到这里，她有点哽咽，但又说，她已在遗嘱中交待，自己死后骨灰同样撒入太平洋。

　　2009年11月2日，郑念的一生画上了句号。如今，她们母女终可在黄浦江汇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