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来了？

　　２０１１年中国农历兔年，以邦尼兔为标志的花花公子在中国的拓展十分应景。“这是我们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这显然具有极大吸引力。”集团总裁Ｓｃｏｔｔ Ｆｌａｎｄｅｒｓ说，“我希望我们在亚洲比在美国更受欢迎。”

    １１月２０日，它在澳门的俱乐部开张，饰有黑色瓷砖和深色天鹅绒窗帘的豪华俱乐部可提供私人博彩间，并可一览澳门全景。它还计划于２０１２年在澳门建成一栋花花公子大厦。

　　这一次，花花公子来势汹汹？

兔子先生的中国故事

　　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什么都是，但却不是一本杂志。

　　
　　　充满挑战性的人体摄影、由性引导的漫画和那些曾改变了美国人的玩伴女郎……在２０世纪的后五十年里，《花花公子》是一本真正改变了整个美国主流性观念的男性杂志。

　　花花公子在全球有多个版本，它甚至有一个繁体字版本在香港与台湾发行，但惟独未能进入中国——对于很多没有见到过正式的《花花公子》的人来说，当他们用拔号上网的方式静静地等待花花公子网页的打开，它不是一本杂志，而是被剪贴的图片，以及更少的衣服，更多的暴露。

　　中国人与这本杂志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有记录在册的是作家王朔，“我曾经从自己过去写的《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但是稿子后来被退了，理由是‘太黄色’。他们可能忌讳里面出现了一点乱伦的关系，这样我才知道《花花公子》这样的美国杂志，其实反映的是非常严肃的人的需要和欲望，不像美国青年刊物那样有病态的东西”。他说：“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

　　原则上《花花公子》有几次差点进入中国。奥运期间，德新社抢先公布了一条消息，本来是在讨论中，如果不公布这条消息的话，这个杂志也许就悄悄进入我们国家奥运会奥运村的公寓里。

　　后来花花公子集团想在上海办一个顶级花花公子俱乐部，因为它太高调了，上海市政府不得不出来很严肃地辟谣——其实当时已经万事俱备了。

　　想当年，花花公子的兔子头在中国内地出现是在衣服上，领带、帽子上，而且是通过一个很有生意头脑的广东人谈成了合作，一度变成田间地头农民喜欢的一个三线城市品牌。

　　自从２００７年，花花公子集团开始亏损，该集团将焦点转向亚洲。它与一家中国企业签订价值５０００万美元的５年合约，计划在中国开设２０００家品牌专卖店。

　　１１月２０日，它在澳门的俱乐部开张，饰有黑色瓷砖和深色天鹅绒窗帘的豪华俱乐部可提供私人博彩间，并可一览澳门全景。它还计划于２０１２年在澳门建成一栋花花公子大厦。

　　这一次，花花公子来势汹汹。

　　
从海明威、约翰列侬、博尔赫斯到波伏娃的美国情人……他们都曾是文学青年赫夫纳的撰稿人

　　他们足以组织起一支当代美国史的梦之队。

　　“整整一代的美国年轻男人都是在《花花公子》中间插页上。那些折成三页、肚脐处钉着订书钉的女人见证中长大的。”赫夫纳说。

　　而当一部分大陆人有机会到香港、台湾或者其他一切可以看到《花花公子》的地区时，会吃惊地发现，除了有非常漂亮的人体，看不到赤裸裸性的暗示，甚至让你觉得过分的东西。

　　相反还从上面看到了很多很严肃的作家、小说家，甚至一些很严肃的文学作品。《花花公子》创刊之初，虽然当月玩伴是玛丽莲梦露，但这位女神并没有占据以后成为《花花公子》传统的中间插页位置，这个位置留给了一位文学人物的插画：福尔摩斯，与此对应的是福尔摩斯作者柯南道尔的一篇小说。在通俗文学史上，后来者还有《００７》系列小说的作者弗莱明斯蒂芬金。

　　赫夫纳以超乎想象的高稿酬约请一线名家为他撰稿，海明威、列侬、安迪沃霍尔、纳博科夫、博尔赫斯和约翰厄普代克等数十位在《花花公子》上发表过文章的名家，足以组织起一支当代文学史的梦之队。

　　比作者名单更长、更显赫的是《花花公子》的访谈名单，从总统到最坏的坏人，无所不包。最感人的是列侬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那期杂志在列侬遇刺当晚上市。而且很巧，列侬在访谈里说“和平主义者一定要死于非命吗”。

　　这些访谈都是顶级名人，而且很奇怪，很严肃的人到他那儿基本上都是缴械投降，胡说八道。美国总统卡特曾经在《花花公子》上说了一句话，他说“用很淫亵的眼睛注意过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女人。”这一期的杂志卖的尤其好，而这不是因为封面，是因为卡特。

　　选玩伴女郎是最挑战美国道德底线的东西，里根总统亲自下令司法部部长拿出七万五千美金去调查他，赫夫纳则写了一篇文章《性，麦卡锡主义》，向里根以及司法部宣战，最后他打赢了官司。

　　“我也很讨厌《花花公子》，我也很讨厌赫夫纳本人，但是我们可以拥有今天在媒体上公开谈性的权利，花花公子的胜利代表美国言论自由进一步往前走的方向。”赫夫纳的律师说。
　　
 

一个世纪的性态度史

　　《花花公子》是什么？

　　１９５３年这一年，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斯大林去世，苏联失去了这位强人。在远东的朝鲜战争仍在进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获普利策奖……这一年夏末，身穿黄色卡其布裤子、脚踏便宜平底鞋的瘦弱的男文青休·赫夫纳，在发刊词里告诉美国人，我们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在自家公寓中，调上一杯鸡尾酒，准备两份开胃小吃，唱机里放上一段背景音乐，邀请一位红粉佳人，静静地谈论毕加索、尼采、爵士乐，还有性。

　　赫夫纳为这本杂志取了一个好名字。这个名字写就了他对于２０世纪的认识与哲学的思考。

　　清苦与沉闷的１９５３年，需要的是什么？

　　二战刚刚结束，美国精神正处于重建过程当中，对于受惯苦难的一代人来讲，美国亟待的需要一个新的价值观，新的生活方式，给美国人提供一些新的梦想甚至是通道。

　　“我们在这里绝不为了讨论什么国家大事，也不想解决什么世界问题，更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但是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愿意做的，那就是能让全美国的男人在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拥有那么一点儿额外的欢笑与娱乐。”——在赫夫纳看来，花花公子并不是指颓废的享乐主义，他所谓的“花花公子”是一个不把生活仅仅看作一串辛酸眼泪的人。

　　他坚持称自己选出“玩伴女郎”是一种政治态度：最初，我只是将那些邻家女孩看作人类性欲本能中积极的、肯定生命的态度。然而，“每月花花游伴的”真正意义在于，就像“花花公子哲学”一样，它表明了一种政治姿态，同时提倡妇女自我解放而不是受人摆布。在做杂志的最初岁月里，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那时候我仅仅想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好女孩也喜欢性。

　　整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赫夫纳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宣扬一种“花花公子哲学”，他自诩为一个哲学家。美国宗教界对此形成支持和反对的两派。支持赫夫纳的人，甚至模仿《十诫》，在宗教刊物上登出“花花公子十大戒律”，例如：“不应该穿双排扣西装；不应该对犹太人摇晃；……不应该在做爱的时候太粗鲁，最重要的是不要对贞节有负罪感；不应该坐公共汽车旅行；……不应该阅读《读者文摘》。”

　　《华盛顿邮报》的书评人乔纳森·亚德利（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Ｙａｒｄｌｅｙ）把赫夫纳视为致使性无所不在的第一个源头——不管是偷偷摸摸还是光明正大地出现在公共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网站到肥皂剧和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