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的自由之光

　　印刷术出现之前，手抄本是主流的文化传播方式。印刷术出现后，手抄本并未禁绝，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它还有着独特的流通途径，被广为传播，比如“文革”时期的手抄本。

　　近日，“文革”期间广为流传的作家张宝瑞的手抄本《龙飞三下江南》出版，引发一股手抄本热潮。此前，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阴阳铜尺》《阁楼的秘密》《十三号凶宅》等作品相继出版，而《“文革”手抄本文存——暗流》一书，更是把“文革”手抄本汇集成册出版，使当时的“暗流”重见天日。

　　“文革”手抄本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以手抄本为载体讲述下里巴人式的休闲故事，逐渐势成燎原，它的再度出现，唤起人们对那个灰色年代的难忘回忆。

　　张宝瑞：

　　“绣花鞋”全国旅行记

　　要找出一个手抄本的代表作家，非张宝瑞莫属。

　　“‘文革’手抄本有300多种，其中我一个人就占了20多本，要把我在工厂说的那些故事算上，还可以出50多本。”——这是他的荣耀。

　　北京东城区喜鹊胡同十号大院，普通的四合院，却是一个“神秘的大院”。这是个三进院落，住着十余户人家。据说，抗战期间这里住着一对日本夫妇，有一天，他们被杀死在浴盆里，院子一直无人再敢入住。直到抗战胜利后，“凶宅”才成了普通百姓的住房。

　　张宝瑞说：“我1953年出生在这个大院里，后来的《一只绣花鞋》、《龙飞三下江南》、《绿色尸体》等一系列小说中，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建筑原型就是十号大院。”

　　1969年，16岁的张宝瑞被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工作，“能侃”的天赋开始显现，他能就着一个事物，编出一段离奇的故事，并且还是现编现说，“根本就不用写草稿，故事开头刚起，结尾就差不多在脑中了”。

　　1970年，张宝瑞当上生产班长，凭借编故事的超群能力，很快成了工友们的“国宝”。张宝瑞说：“编的这些故事，通常都是以恐怖的居多，工人们听了之后很害怕，但越害怕反越愿意听。听完结束后，胆子小的人根本不敢出去上厕所，干脆就在炉下方便，炉下经常冒出一片臊气，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1971年，张宝瑞开始写他的“梅花党小说”。这一年，他把给工友们讲的梅花党的故事理顺，写了一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取名《一只绣花鞋》，然后给亲朋好友们传看，一时轰动。

　　1974年夏，张宝瑞把三年里给工友讲故事时的内容又加入到《一只绣花鞋》中，4万字的小说扩充到12 万5千字，用圆珠笔抄在日记本上，再次拿给人们传阅，这一次，引起的轰动更大。

　　这部小说被笔笔相传，抄送到了更大的范围，“通过各式各样的路径，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又到东北军垦，被在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黄土高原……”

　　通过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一盏盏摇曳的油灯、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日记本，通过千百万双手的传递，《一只绣花鞋》被越抄越广，最终，“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看过《少女之心》，就有可能被定性为流氓罪

　　张宝瑞说：“这世间，许多东西可以没有，许多东西可以被毁灭、被剥夺，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不会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应该是生生不息的。‘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正在这里。”

　　禁欲时代，手抄本色情小说担起了年轻人性启蒙的大任。“文革”后期，《少女之心》开始广泛传播。

　　《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讲述的是主人公曼娜和表哥少华、同学林涛之间的三角恋情，该书全长5000-6000字，当年许多中学生的性启蒙都是通过此书。学者朱大可读过十几个版本的《少女之心》，他最早接触是在1974年。“当时我还在念中学，已经不大记得是谁传给我的，拿到书后，我立即套上毛选的书皮，这样会安全些。”

　　现在，早已不是一个谈性色变的时代，《少女之心》的黄色神秘感逐渐消退，人们发现，《少女之心》的描写，其实并未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知识的介绍。但在当时，这个短篇小说堪称一枚炸弹，只要看过它，就有可能被定性为流氓罪。

　　多少年过去了，仿佛仍能看到昏黄的灯光下，年轻人边看边窃窃私语的情景。作家杨品新回忆自己的性启蒙时刻：“那年夏天，不知是谁将手抄本《少女之心》带入了渔场，出于好奇，知青都抵挡不住‘黄色读物’的诱惑，自行排队轮着传阅，有的甚至请假装病在寝室里看。”

　　1975年年初，姚文元因为《少女之心》这一“淫秽”手抄本的广泛流行，特地颁布了“围剿‘文革’手抄本”的命令。

　　手抄本还有很多。朱大可回忆说：“我当时并没有想过去把《少女之心》抄下来，有些同学秘密地传抄，甚至为此手都抄肿了。不过，抄《少女之心》的人并不太多，大家也都是看过就算了，很大一部分是抄《唐诗三百首》和王力的《诗词格律》，即使是这些书，也都是违禁品，属于‘封资修’”。

　　手抄本的传抄，在当时有着一定的风险。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朱大可就有一位同学为此而付出代价：“我有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之心》后，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姐，他姐是哭着把他送进了派出所的。他在派出所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他当晚就把刀捅进了姐姐的肚子。”

　　手抄本的作者同样受到批判。1975年，手抄本的另一个标志性作品《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被“四人帮”逮捕并内定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平反。《第二次握手》于1979年7月正式出版。

　　这是“无名氏”在文坛的最后亮相。张宝瑞谈到，由于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的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不甘被禁锢的思想，对人性、个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

　　十几年前，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文革”手抄文存——暗流》，把“文革”时期流传很广的手抄本短篇小说汇集成册。出版社为这9篇小说寻找其真正的作者，却毫无音信。这几个小说传抄过程中早已“脱胎换骨、面目全非”，成了名副其实由民间集体创作的小说。最终，连阅读者也无法分辨，他们最念念不忘的“手抄本”故事，究竟是从别人那里借阅而得的，还是被自己添枝加叶后流传出去的。

　　■延伸阅读

　　千年抄本读书郎

　　古人读书，书籍来源分为“刻本”和“抄本”两种，即官方印刷和人工手抄。

　　明朝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写道：“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手抄书在民间读书人之间很盛行，历代经久不衰，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现存最古老的抄本算是西晋元康六年的佛经残卷。《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也是人工抄写的。《红楼梦》、《聊斋志异》等最初是以手抄本民间流传的。现存最古老的手抄本古兰经，成书年代可能在8世纪-13世纪，被撒拉族人视为“民族的传世之宝”。

　　《永乐大典》全书共有11095册，3.7亿字，由于字太多，嘉靖抄本做了很多年，直到嘉靖皇帝的儿子继位才抄完。

　　被称为“中国古代十大手抄本”的明清小说，一定程度上涉及淫秽狎亵，比如《海上花魅影》(清)袁枚抄本，《山水情》(明)高濂抄本，《双和欢》(清)吕天成抄本等等。

　　手抄本大量出现的原因诸多，其一是国家禁书政策。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书籍很少了，儒生读到的书籍有限。一些禁书只能依靠抄写流传，官方没有刻本。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子弟视书为至宝，书籍不外传，有书也不出售，留为收藏。被称为世家的大多是因其“诗书传家”，完全垄断了学习文化的书籍，知识也被垄断了，工农商这类下层阶级接触不着。从唐后期随着印刷技术完善和隋唐儒家正宗地位受到动摇，各类书籍出版并可以买卖。

　　但在古代，印刷出版的书籍数量极少，因为书籍制作成本高。刻书有官刻、私刻、坊刻。官刻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府刻书。私刻一般指官员、士人、乡绅等个人刻书以及寺院、道观、家族祠堂等刻书。坊刻指书铺商人刻书。坊刻的出版主体是书商，是以赢利为目的，官刻和私刻只求保本微利。

　　即便如此，贫穷的读书人依然买不起。抄书比买书便宜，所以大行抄书之风。明朝有一个文人叫李玉，生活在江阴地区，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买不起书，他就雇一些人去抄书。在明朝，买一本《论语》，大概50至70文铜钱，手抄本10文就下来了，手抄二三十页纸工钱大概是2至3文。书籍如此珍贵，所以历朝的文人、士大夫之间互相借书来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