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王小波的剩余价值

　　本刊专访——

　　近日，《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由三联书店出版。作者房伟，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小波研究专家。王小波1997年去世，至今已离开我们17年，而他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17年来，他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理念依旧困难重重，犬儒主义依旧存在。《王小波传》的出版，是对他以及我们逝去的时代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探索。

　　两个“王二”的时空对话

　　一个初冬，北京昌平佛山陵园，房伟终于见到了王小波。

　　后来，他在《王小波传》开篇中写道：“只要你在陵园入口，向卖鲜花和祭品的小贩打听‘新八区’，他们多会说：‘您是来看王小波的吧?’巨石下的青石板上，有很多纪念留言，有的则在石头上贴上纸，写着诸如‘谢谢你，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之类的话。还有一些二锅头酒瓶，以亲切的方式表达着对逝者的怀念。”

　　站在王小波墓前，房伟感慨万千，“俯身鸟瞰，青山旷野，松涛如咽”。相差20多岁的两个人，在经历了多年的“文字交流”之后，终于“相见”。

　　王小波曾重塑了房伟的人生，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一家国企屠宰车间挥汗如雨的房伟，对未来充满了绝望。在一家书店昏暗灯光下第一次读到王小波《白银时代》，之后，一扇新的人生之窗向他开放。

　　单是《黄金时代》，他就读了几十遍。王小波让他“明白了除了当顺民，除了当异见者，还有另一种活法”。他开始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跳出屠宰场，最终成为一名学者。

　　很自然，他的学术之路由对王小波的解读启程。2010年，他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研究王小波的专著《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2012年，长篇小说《英雄时代》出版，他以古今杂糅的方式，回顾自己过去的屠宰场生涯，再次向王小波致敬。被评为“王二之后最王二的作品”的《英雄时代》，使得房伟和前辈在精神上得以靠近。

　　而今，《王小波传》的出版，是房伟第三次“大规模”向王小波致敬。

　　文学青年、学者、作家，房伟身上不同的标签，都刻下了王小波的痕迹。当年的崇敬逐渐升华为如今的坦然平视;王小波，也会因为房伟的不断“钻探”而向“经典化”迈出大大一步。

　　“一本传记出版首先有立意，我的立意就是在从革命到后革命的背景下，考察王小波这种特立独行的、与文坛主流格格不入的孤寂的道路是怎样养成的。”房伟告诉本刊记者。

　　比如自由主义，很多人说自由主义对王小波是一种误读。“确切而言，他的思想根基就是自由主义，但他是追溯源头，直抵五四，鲁迅给我们制造了一种铁屋子意象，王小波继续思索如何打破铁屋子。”

　　在房伟看来，王小波是比较原初化的自由主义。王小波的状态，是自我生成的野生的道路，不是体制培养的。“新生代作家也是在表达自我，但他们还是属于体制内的，有了中心才有边缘。王小波尽管也有虚无，但他有抵抗的东西，建构和解构同在。而有的作家，在解构宏大叙事上来说很有成就，但很难给我们树立一种精神的思想资源。”

　　传记的目的，还在于真实地呈现一个作家的一生，有如古代的史官，秉笔直书。房伟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对王小波的认识，存在着很多误读。比如，他为什么不考博士?原有的看法是他不愿意考，怕耽误创作，实际则有着外语欠缺的问题。又比如，王小波的经济问题，传统的看法总是将其塑造成穷困潦倒的形象，但都是有问题的。”

　　他也认识到，一本传记的目的，就是为了被不断颠覆，“你看凌宇的《沈从文传》，现在已修订到第四版了，不断有新材料出现，就是一个不断被颠覆的过程。”

　　“公民空间一天不能养成，王小波就有存在的价值”

　　一群农民手捧《黄金时代》，面对镜头，操着胶东口音朗诵王二的风流韵事，他们不懂文学和自由主义，但知道那个曾经熟悉的年轻人现在是个名人。

　　这是在山东牟平青虎山，1973年春到1974年底，王小波曾回到这个母亲的故乡插队。2012年，房伟在“王小波故居”见到了这张照片。

　　房伟在这个村庄进行了大量采访，挖掘出许多不为人知的王小波家族旧事。“他母亲本来不叫宋华，他姥姥姓宋，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遂改名，取‘歌颂中华’之意。”牟平之行，加深了房伟对王小波小说中所涉及胶东人和事的了解。

　　其实，为这本传记，房伟准备了至少十年，最终付诸实施。有半年时间，他在北京人民大学附近租了一间由厨房改造的几平米的房子。那是2012年年底，买不到棉被，只好买了一条丝被，裹着棉大衣瑟缩着，每天晚上坐地铁去采访。为了采访王小波的一个朋友，不知打了多少电话沟通，山穷水尽之际，对方终于答应见他。

　　有无数细节需要核实，比如王小波当年插队时的生活细节，很多记者做了充实的采访，但有一些不准确。有一次去台湾，房伟获得了一些王小波获《联合报》文学奖的资料;他还托朋友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寻找到王小波留学期间的蛛丝马迹。

　　1952年出生的王小波，是典型的“红旗下的蛋”。至于他的大院子弟身份，房伟分析道：“一提大院子弟，我们会想到姜文、王朔、都梁的《血色浪漫》，他们的父母大都是军政人员。其实还有另一种大院子弟，比如北岛、王小波，他们的父母是体制内知识分子。”

　　“革命北京”到“后革命北京”，王小波最终逃离了生养他的体制，这种身份使他能够写出所谓的“帝都气象”。“他的小说《红拂夜奔》中对洛阳、长安的描述，还有《寻找无双》、《万寿寺》，即使写云南插队生活的小说中也有这种气象。”

　　有学者提出，王小波的反讽实际是王朔的一种延续，反讽最后走向了绝望。房伟持保留意见，他认为，王小波身上，反讽是有的，但他实际是从伤痕文学走出的一条支流。“长期以来，所谓的伤痕文学只能反思文革而不能反思革命，王小波的伤痕，是革命的伤痕。”

　　“伴随着市场经济，个人主义需求的出现，才有了王小波被接受的可能性。以前大家都是单位人，你是国棉厂的，我是机关的，差别不大。”房伟说，“但90年代之后不同了，出现了自由人，很多人被甩出了原有的单位，这时候，像黑格尔说的，人们开始寻找‘自我怎么确认自己’。”

　　市场大潮中，王小波看到了自由狂欢的契机，试图树立新的美学规范和文学理想，这是一条孤独之路，赌注是自己的生命。

　　“公民空间一天不能养成，王小波就有存在的价值。”房伟说。

　　“《王小波传》由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的老总说，王小波是他们第一批非常好的专栏作者，他开辟了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房伟的评价如出一辙：“他可以说是90年代以来第一个，也许是目前影响最大的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

　　作家经典化的文化悖论

　　“你一个80后，怎么会喜欢王小波?”

　　“一个王小波倒下去了，千万个真正的中国人站起来了。”

　　这是房伟与80后大学生——“室内滂沱”的对话。“室内滂沱”，这个王小波的忠实粉丝，说的话或许有失偏颇，“但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时隔三十年，和王小波产生精神共鸣，这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新时期以后的作家，在青年人，尤其是70后、80后、90后中的影响，没有一个人能够和王小波相比。”房伟说。

　　我们看到，曾叱咤风云的一批作家比如苏童、余华，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在不断减退，而王小波为什么穿越了时代?房伟的回答是：“目前我们的自我实现依然没有完成，大家对他的作品有种强烈的认同感，他的作品中反抗的东西，或许是他精神迷人的地方，让一个漂在外地的年轻人获得共鸣。”

　　在房伟看来，“当代无传”，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年如果没有凌宇和金介甫各自的《沈从文传》，沈从文绝对到不了这么高的地位，是文学史和传记的共同努力，把他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在当代，出现比较多的是评传，比如叶开的《莫言评传》。“评传和传记最大的区别是，评传以评为主，但对作家生平缺乏更多的发掘。燎原的《海子评传》，写的很好，但更多的还是注重发掘海子的文化意义，具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海子那么丰富的情感史，很多书里只以××代替。”

　　“当代文学要想经典化，必须史料化，把作家所有的个人生活发掘出来。”当然，这个工作很少有人做，很艰苦。其实为了写作《王小波传》，房伟自费几万块钱，没有经费，书最终出版，算下来还是赔钱。

　　“最近，张贤亮去世，提醒我们，这么传奇的作家，一生发生了多少故事啊。”房伟同时指出，“要去写作一部优秀的传记，没有三五年时间是完成不了的，要有第一手的资料。”

　　中国作家更愿意把自己塑造成高大上的形象，不愿意过多袒露自己的私生活。《奈保尔传》为什么如此优秀?是因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所有隐私勇敢地袒露出来。“这部传记是文化传记的写法，角度宏观，着眼点细致，而我们的很多传记角度宏观，着眼点也宏观，论的东西太多，史实资料少。”

　　“我相信，随着传记的经典化，会有很多新的材料出现，传记也是不断修订，才能带动整个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如此看来，《王小波传》的出版只是一个开始，王小波的经典化会持续不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