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中学的“旁听生”——“卧底”严歌苓

　　近日，著名作家严歌苓推出新书《老师好美》，这本关注女教师与学生不伦之恋的长篇小说一上市，便受到广泛关注。严歌苓是近年来在中国名气大增的女作家，从《天浴》、《少女小渔》、到《金陵十三钗》、《归来》，她写活了一个个形象饱满的女性形象，反映了特定时代下丰富的人文情愫。

　　到泰安体验高三学生的“惨叫”

　　2008年，导演姜文跟严歌苓提起一个新闻，关于两个高中男生与一位单身离异的女班主任之间的情爱纠葛，结果其中一位男生出于嫉妒杀死了另一位男生。“我上网看了一下这个故事，跟我想象中的校园生活有一定差别，很是吃惊。”

　　这件事让严歌苓陷入了沉思——要写成作品就需要掌握各种细节，她需要去全方位了解中国的高中生活，这对于长期生活于国外的严歌苓而言，陌生而艰难。

　　一开始由姜文安排在北京某中学“卧底”观察，结果被该学校的教务主任识破。“开始我采访的目的并没达到，总感觉去了之后学生介绍自己、对答都十分流利，像是演一场戏。”

　　后来她一连换了5所中学，最终才在朋友的帮助下，和一些中学生交上了朋友，与他们用邮件交流，知道了他们为了备考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每天都要做一大堆的测试卷子，她觉得自己写这本书就是要为高考生们发出他们的“惨叫”。

　　“我是抱有同情之心来写这些高中的孩子们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这样来关心高三学生的‘痛’，大概有一种‘我的问题就要来临’的危机感吧。”严歌苓说。

　　年轻时候多半是军旅生活，长大后旅美时期接触的是大学时光，“难得享受过高中生活，而且美国的高中与国内不同。”为此，她去北京走了一趟，“北京的高中生没那么大的压力，要寻求最真实的、最原生态的高中生活，还是得来山东。”

　　去年9月，为积累素材，严歌苓来到泰安，到泰山中学旁听。

　　除了当“旁听生”听课，严歌苓还与十几位高三学生促膝攀谈。她很关注学生读高中的真实状况。“大家的高中生活幸福指数如果是10的话，你们能给自己打多少分?”“不要报喜不报忧。”“为什么?”严歌苓始终对学生的真实状态刨根问底。

　　“以前在其他地方体验了好几年，一直还没找到高中生的感觉。”为此，严歌苓专程从德国飞回来体验。

　　“这次的高中生活体验一行非常成功。了解了学生的真实状况，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严歌苓除了听课外，还专门参观了一下学生的宿舍，中午还到食堂与同学们一起进餐。

　　到5所中学体验生活，花了6年时间，这本书总算出炉。

　　谈起在中学“卧底”的6年时光，严歌苓说：“中国的很多家长和老师都跟就读高中的孩子说你想不想考大学了，要不然你就得死，就得怎么办，没有出路，前途一片迷茫。”她在德国生活了5年，体会到的完全不是这回事，比如说牙科医生的助理，就是职业学校培训的。这种职业学校，在中国叫职高，这样出来以后马上就能找到工作，而且有非常稳定的收入。

　　“实际上我觉得这也不妨成为一条出路，德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非常实用。做再低的行业，比如说修电的，一个小时36欧元。他有自己的行当，做得非常的专业，我觉得不是每个人一定要上了大学才有出路的。因为有很多行业，要求一种专业的知识和训练，这都很好。”严歌苓说。

　　一个女教师的失陷与沉沦

　　很多年前严歌苓写过一本凶案题材的小说《谁家有女初长成》，题材本来很生猛，师生恋、凶杀。

　　但到了《老师好美》中，严歌苓所关注的已不单纯是感情问题。

　　《老师好美》讲述了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禁忌之恋。36岁单身离异的女班主任，与两位花样少年跨越年龄鸿沟，他们那“不能说的”情感纠葛碰撞，擦出危险火花。一场不伦之恋反噬着纯真懵懂的青春和生命，深陷爱情囹圄的女人多么糊涂与盲目，而为爱疯狂的男孩又是怎样的绝望与凶残?畸形情网缠住三个人，每个人都懵懂而炽烈地寻找感情，却又不知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严歌苓说：“一个男孩子杀掉另外一个男孩子，因为情感上的，应该说是吃醋。当然我觉得三个人都是牺牲品，在我的这个故事里面，我总是希望我能够在任何一个生态环境里面来解剖人性。”

　　严歌苓表示，该书写出来，她曾有点不自信，交给了建立网络联系的高中小朋友去看，他们给了意见。“我觉得中国学生的压力很大，特别是小城市的学生，我对这些孩子怀着非常大的同情心。求学是这么苦这么严肃这么紧张的事。因此强压下，孩子情感上的发展会有些不太正常。”严歌苓说道：“小说里也埋藏着我的一些追问，他们的‘荷尔蒙’问题怎么办?我们是否能像朋友一样听他们讲心里话呢?”

　　她把高中校园变成了一个环境，三个人物本身是非常美好的，推到人性的极致环境里，却忽然产生裂变，是谁都想不到的。“但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极致环境里晒出这样一道黑暗的电，就是因为长期的潜意识里被压抑的东西，他的生活状态铺垫过来的，任何一种极致行为都是他长时间的潜意识和下意识的，他不能意识到的。所以我企图用我的这本小说剖析这个东西。”

　　而女班主任的错误就在于她有很多伦理偷换的概念，把自己放到一个没有界限，身份很模糊的女性的框架里面。“我常常听见什么姐什么哥什么弟，老师这个职业，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身上就像姐或者母亲怎么样，实际上我们的社会长期以来很多东西都庸俗化了。所以有时候听到这个姐那个姐，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影响了我们各行各业各种人物应该有的标准形象。这个标准形象逐渐会影响她的心理，她的心理是内外相辅相成的，时间长了她认为她在给一个学生做饭了，她待他怎么样了，把她在学生心目当中的定位搞错了，所以这也是一种非常庸俗化的师生关系。”

　　文学的终极意义：不可能解决问题，但却真实存在

　　严歌苓说，要写好一部小说，就得全方位的体验和感受真实生活，希望由真实中提炼、并从艺术中升华的这部作品同样能唤起高中生群体的共鸣。反观严歌苓的履历，以及她的诸多作品，大都有着强烈的时代痕迹，这与她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分不开。

　　除了自传性很强的《有个女孩叫穗子》，她大部分都是听来的，来源五花八门，比如她前任丈夫李克威(作家李准之子)的故乡。

　　严歌苓前一部小说《妈阁是座城》写的是赌徒，为此，她特意到澳门赌场过了一把瘾。她说：“我拿自己的钱学赌博，没想到第一次居然赢了，虽然赢得不多，还不到1000元。不过，第二次去就全输了。我就想找到他们痴迷的、白热化的境界，然后也没找着，但我学会了赌博，至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懂赌博的。”

　　追溯她的作品，或多或少能看到她的影子。因为初恋失败，她写了《灰舞鞋》;美国留学时听来的一个澳大利亚移民故事，催生出了成名作《少女小渔》……类似情况在她所有的作品中不胜枚举。

　　严歌苓做了13年的军人，退伍时，是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校，应该说是营长。1989年，她刚满20岁，去前线做特邀记者。多少年后，回忆起往事，她说：“这是彻底颠覆我的人生的，我拿起笔从此进入了创作组，因为我写了很多关于战士们的小诗歌、报告文学之类的。这段经历也使我成了一个永远的反战分子，永远的和平主义者，因为我觉得年轻的生命让他活下去是最最重要的。”

　　体验生活最终的结果是：“我觉得文学不应该完全是解答生活中的问题，文学应该使人们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思考当中试着去解答，每个人会得出他自己的解答，如果文学能把一些小说家感觉到的问题提出来，把他自己的思考再放进去，那就足够了，因为文学这样一种形式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