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大厅里的文化“镀金记”

　　著名歌唱家宋祖英两会期间称“去金色大厅，我开了一个坏头”，使得逐渐谈出人们视线的中国式文化淡出——音乐人租用维也纳金色大厅自唱卡拉OK的行径，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曾经神秘而又高大上的艺术殿堂，忽然被“拉低”变得谁都能去，去金色大厅演出到底有何条件，去的人都是为了镀金吗?

　　暴富起来的中国音乐家们，在“金色身份色”的装点和地方机构的利益驱动下，输送给西方民众一些毫无美学准则的音乐垃圾，共同营造出“文化大国崛起”的幻象，背后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卑症。

　　“西进运动”：带来的是金钱，以及自唱卡拉OK?

　　遥远的东方有一群“土豪”，不远万里，西游来到维也纳。他们带来的是金钱，以及附带的歌声。

　　金色大厅由T·冯·汉森始建于1867年，1869年竣工。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建筑。外墙黄红两色相间，屋顶上竖立着许多音乐女神雕像，古雅别致。每年的9月到次年6月为固定不变的音乐季，音乐季里的主角们，皆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家。剩下的三个月，则是维修期，依靠出租场馆来维持其财政平衡。

　　中国的音乐土豪们，正是利用金色大厅这三个月的空当期，去做一把文化媚雅梦，并完成他们轰轰烈烈的镶金牙运动。

　　金色大厅最初进入国人视野，是从1987年12月31日央视对“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的转播开始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指挥卡拉扬的风采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音乐会结尾阶段，奥地利人民在美轮美奂、辉煌的金色大厅里，和着《拉德斯基进行曲》的节奏，鼓着掌迎接新年到来的欢乐气氛，也让国人们倍感亲切。

　　“金色大厅”在中国人尽皆知是1998年。

　　那一年，“金色大厅”非演出季的舞台上迎来了第一批中国人。这场“虎年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由中央民族乐团演出，这是中国最大的民乐团第一次去奥地利演出，维也纳市政府承诺负担场地租赁费、所有记者及随团人员住宿接待费。宣传费由英美烟草公司赞助，奥地利国家电视台的转播费则由奥地利伊林电气公司赞助。

　　那是奥地利人第一次看到这样规模的中国民乐，非常好奇。演出确实成功，《人民日报》等媒体做了热情洋溢的报道。“民乐走向金色大厅”成为一个带有民族自豪感的口号，“金色大厅”这四个字，也因为中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音乐殿堂”。

　　从维也纳“凯旋”后，中国民乐团在国内做了“金色回响”汇报巡回演出，一场演出费达20万人民币。此前，团员们连工资都发不齐。

　　有人回忆时称：“客观来说，金色大厅的演出，对这个团的发展有了好处。但几年之后这种效果就没了。”

　　2003年，宋祖英开了个人在“金色大厅”演出的先河。记得当时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音乐的盛事：一个民歌手，上了气势宏伟的金色舞台，分量足够重。

　　口子一开，洪水肆虐，中国音乐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

　　从女老板版“江姐”到组团“镶金牙”： 一场文化媚雅梦

　　之后，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金色大厅。紧随乐团和歌手等专业音乐演出之后的，是由学生、老年人组成的业余合唱团。而随着2012年北京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管乐团在“第三届梦想绽放·维也纳金色大厅夏季音乐会”表演《拉德斯基进行曲》，2013年9月，温州房地产女老板李海燕包下金色大厅，举办个人独唱表演歌剧“江姐”;农民工和企业家也宣告登陆金色大厅。

　　他们不惜自掏腰包，远渡重洋，重塑金身。要知道，维也纳金色大厅在音乐界的权威性，足够吓唬住大量不知底细的中国民众。这不但构筑了音乐土豪们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荣登世界一流音乐界的虚假幻象，还满足了音乐土豪们对高雅音乐的饥渴梦。

　　就像钱钟书《围城》里的那位炫耀狂的口头禅“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一样，音乐土豪们强调的则是“兄弟我在维也纳金色大厅表演过”。这是一种传统的话语金牙，镶嵌在音乐土豪们饥渴而炫耀的面孔上，一张嘴便闪闪发光，吓煞不明真相的世人。

　　据《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报道：一个名叫“友谊之声”的民间团体归国，列车刚刚驶入火车站，还没等到演员们下车，区领导、街道办领导、记者就把大把的鲜花捧了上来。“友谊之声”的主要成员张美华，则因其去维也纳金色大厅的镶金牙运动，开启了有趣的地方名人生涯。

　　奥地利华人圈渐渐出现一个说法：“金色大厅”的中国演出，先是奥地利人看，然后是华人华侨看，现在是演出团体自己看自己。

　　演出的水准到底如何，只有一个硬指标：门票。

　　《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举了如下例子：

　　“我有一次去奥地利一家中餐馆吃饭，和老板娘聊天，老板娘聊起金色大厅，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打一打的门票说，每个餐厅的外国客人来中餐馆吃饭都在结账时可获赠两张金色大厅中国团体的演出票。”曾将中国艺术团组织去金色大厅的吴嘉童说。

　　事实上，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此前曾多次向媒体抱怨大量的赠票工作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负担。

　　有一次吴嘉童出差路过维也纳，正好一位国内当红明星在金色大厅演出，“使馆朋友向我抱怨说，使馆下死任务，每人必须保证送出多少张票，而且要确保奥地利人来，不要华人，这样可以保证电视录像效果!”

　　于是，鳞次栉比的演出成了笑料：台上的演员闭目昂首、自我陶醉;台下的观众进进出出、交头接耳，演出中还不时夹杂着孩子的嬉闹和手机铃声。有些演出则更像演员们的自娱自乐，一场上座率不错的演出，台上正唱着，台下观众却忽然少了一片，原来这是下一个节目的“演员”去候场。大家“你方唱罢我登场”，互为观众与演员，让在场的奥地利观众目瞪口呆。每年年初到春节前后，这种“奇景”更为常见。大量的中国音乐团体到金色大厅演出“新年音乐会”，金色大厅“生意兴隆”，前两年还出现过一天之内有两场“中国新年音乐会”的“盛况”。

　　我们乐此不疲地“烧钱”走出去，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悉尼的歌剧院，充斥着中国的演出团体，甚至被称“已经成为一种灾难”，可以想见，参差不齐的演出，在当地难免落下笑柄，很丢人，很无奈。

　　百年文化自卑：它从清末的时钟响起，一直嘀嗒至今

　　当然，也有一些真正的艺术家唱响金色大厅。2010年3月30日，祖海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我家在中国》独唱音乐会，音乐会上祖海和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卡雷拉斯共同演唱中国民歌。

　　“现场最引起观众轰动的当属祖海与世界男高音何塞·卡雷拉斯同台演唱《在那遥远的地方》，中国民歌艺术家与世界著名音乐家同台飚歌，为观众奉献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当时，有国内媒体报道说，“祖海、卡雷拉斯最后一曲合唱结束后，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两位演员不得不数次谢幕，各界评价整场演出空前成功。”

　　2014年2月2日，“一脉千秋”2014维也纳中国京剧新年音乐会在金色大厅上演，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和弟子胡文阁表演京剧《梨花颂》选段。

　　他们或多或少代表了中国艺术的高度。

　　更多的暴富起来的中国音乐家们，在“金色身份色”的装点和地方机构的利益驱动下，输送给西方民众一些毫无美学准则的音乐垃圾，共同营造出“文化大国崛起”的幻象，背后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卑症。

　　相对于真文化输出，我们发觉，奔赴金色大厅的音乐土豪们，忙不迭的输送给西方民众的，仅仅是一些毫无美学准则极端平庸的音乐垃圾，我们完全可以将之称为伪文化输出。此类伪文化输出，无非满足了地方政府与演艺人员的自我膨胀指数，使得一些人如吸文化鸦片般陶醉在大国崛起的幻象之中。

　　这便是国人的精神分裂，文化批评家马小盐说，“一方面极度仇视‘西方敌对势力’，一方面又用“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来装饰自身。在我看来，这样的精神分裂，其实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卑症。它对“西方敌对势力”的仇视，是一种不堪一击的纸做的自尊。站立在这虚弱自尊之后的，则是深度的文化自卑症。这自卑甚至具有文化传承性，它从清末的时钟响起，一直嘀嗒至今。”

　　马小盐说：“真正的文化输出，应具以下四大特征：1，有不可替代的原创性。2，传承自由独立的精神。3，有强大的美学准则与文化信仰。4，拥有合乎全人类的价值观。真文化输出的最好范例，便是舞蹈家杨丽萍发掘编导的《云南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