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从提篮桥到渣滓洞

　　监狱，在中国近代革命中始终占有特殊的地位。里面发生了太多的正义与邪恶的顽强斗争，弥漫过太浓的光明与黑暗的战火硝烟。从上海提篮桥监狱、南京老虎桥监狱，再到重庆的渣滓洞，在这些监狱里可以寻找到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面，触摸20世纪中国政治的风云变幻。

　　提篮桥监狱：中国的“海牙”

　　1895年11月的一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总监唐纳·麦肯齐向董事会递交了一份提议，鉴于各巡捕房的监舍拥挤不堪，建议设立一座新监狱，并附上了一幅新监狱的草图，全部设施约需6万两银子。随后，董事会召开会议，批准了该项目，并买下了靠近汇山路(今霍山路)的22亩地，作为新监狱的所在地。1901年在华德路(今长阳路)上开工建造，两年后完工。

　　这座监狱最初被称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关押的是租界内的中国籍犯人，由英国人统治，看守主要是印度人。后因为逐渐关闭了沪上其他看守所，犯人集中至此，不得不多次向周边购地扩建，所建监舍大楼皆为英国式样，直到1935年才形成目前的规模。

　　提篮桥监狱在经历权力更替的过程中，关押的犯人也有着极其复杂的组成。对是否关押女犯也有过多次反复，狱所中关押过章太炎、邹容这样的革命人士，周立波这样的左翼作家，也有过苏成德这样的汉奸，更在1945年后枪决过中也久勇、松谷义盛等一批日本战犯。

　　中国境内首次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上海监狱陈列馆的馆舍建于30年代初，陈列馆二楼的大厅就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境内第一次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所在地。1946年1月至9月，先后共有47名日本战犯在此监楼内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受审人员中有日本第13军军长泽田茂中将、日本驻台湾第10军区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日本第34军司令、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第34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等。1946年4月22日上午，镝木正隆等5名日本战犯就在这幢监楼的室内刑场(绞刑房)内执行绞刑。

　　除了这些日本战犯，在这里被枪决的还有南京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大汉奸梁鸿志，以及汪伪政府浙江省省长、铁道部部长傅式悦等。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提篮桥监狱，这里成为教育和改造罪犯的场所。1949年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被从苏州监狱押往提篮桥，到1959年6月17日因病死亡，一直在这里接受改造。身患多种疾病的陈璧君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她在其日记中写道：“经过学习，我已能心平气和，明白了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我心悦诚服了。”

　　老虎桥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

　　老虎桥监狱的前身是光绪年间修建的“江宁罪犯习艺所”。后来改称模范监狱。1927年以后，这里还关押了大量的政治犯，包括陈独秀、帅孟奇、何葆珍(刘少奇的妻子)、郭纲琳、王根英(陈赓的第一任妻子)等进步人士。

　　陈独秀在老虎桥监狱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漫长的牢狱生涯。他列下提纲，不但想总结自己30年来一番辛苦，而且还想在中国历史和文学方面有所研究。虽然他的著作计划在狱中并没有很好地完成，但他还是写下了《金粉泪》等诗作，共56首，如：“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赢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起初，狱方给陈独秀制订了“三不准”——不准探监、不准看书、不准看报，这等于是要陈独秀的命。他完全不买账，拍着床板对典狱长大骂一通，然后当场宣布绝食。典狱长担不起责任，只好放松限制。于是，陈独秀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搞起了学术研究。

　　这也算是应了他在1919年说的一段话：“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陈独秀还可以会客，不时有名流、文人前往老虎桥监狱探访他。最令人咋舌的是，他与来南京照顾他生活的小媳妇潘兰珍公然在狱中过夫妻生活，狱卒干涉，陈独秀骂道：“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1936年，后来的抗日名将张灵甫，因为杀妻案也被关进了老虎桥。当时初审判枪决，他在狱中积极上诉，一年后爆发的全面抗战，给了他提前出狱、戴罪立功的机会。

　　1946年，蒋介石政府还都南京后，汪伪政权各大要人大多关押在已更名为“首都监狱”的老虎桥监狱。其中包括周佛海、周作人、殷汝耕、梅思平、胡兰成、丁默邨等等。

　　渣滓洞里炼“红岩”

　　因一部《红岩》，渣滓洞尽人皆知。

　　上世纪40年代关押在国民党当局重庆集中营里的革命志士们，在渣滓洞里进行了独特的监狱斗争，创造了监狱文化现象，在整个世界都是极其罕见的。

　　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里的革命者们大多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渣滓洞，因其人数众多，在对敌斗争中，以“诗歌”为武器，组成了“铁窗诗社”。“铁窗诗社”成员有几十人之多，其中取得成就最高的，是民盟成员蔡梦慰，他因出众的文笔，被徐远举相中，对他许以高官厚禄进行拉拢，蔡梦慰始终不为所动。

　　蔡是著名的“黑牢诗人”，临刑前他把自己用心血谱成的诗稿丢弃在草丛中，重庆解放后终于被人们发现，使烈士的遗诗得以流传下来。其他“诗人”如古承铄、傅伯雍、杨虞裳、蓝蒂裕、刘振美、白深富、艾文宣、何雪松、张朗生、陈丹墀等，皆有不俗表现。

　　“铁窗诗社”里众多诗人在诗歌领域里取得的“集体成就”是惊人的，那句著名的“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牢底坐穿”，成了红岩精神的代表作品。

　　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狱中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是捷克共产党人伏契克所撰写的小说《绞刑架下的报告》，但这毕竟仅是他一人单独的创作，而渣滓洞中几十位革命者人人都会写诗，构成了独特的集体文化人格。当然，出狱后的罗广斌、曾紫霞等人根据狱中经历也创作了小说或者其它体裁的文学作品，因不是在监狱里写成，故只能排除在外。但是他们的狱中斗争精神，丝毫不亚于伏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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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城监狱名人录

　　秦城监狱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秦城村小汤山附近，曾关押过满清要员、国民党将军、“四人帮”、成克杰等高级别的囚犯。目前，被判刑的省部级高级官员大多在此集中关押。

　　秦城监狱前身是功德林监狱。监狱204区有较高生活待遇，每人有20平方米的房间。配有地毯、沙发床、桌椅和热水瓶等生活用品。伙食即使在1960年前后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午、晚餐也是二菜一汤，一年四季供应高档茶叶、水果。这种待遇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

　　1955年4月，49岁的潘汉年(曾任上海市副市长)被关进功德林。潘汉年的夫人董慧后来到秦城陪同，不久，夫妇俩就被转移到北京团河劳改农场。1966年“文革”刚开始，为安全起见，潘夫妇从团河搬回秦城。1967年，王光美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12年。

　　历史给江青一伙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四人帮”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扩建的这座用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特级监狱，竟成了关押自己的地方。

　　押送“四人帮”到秦城监狱的秘密行动，是在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的。分两天时间，来往四趟。

　　秦城监狱“迎接”的第一个“四人帮”成员是王洪文。第二个“客人”是张春桥。1977年4月10日凌晨1时左右，江青被“请”到了秦城监狱。姚文元是最后一个被“请”到这座监狱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里关押的主要对象是省部级贪腐官员，近10年来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超过100人，绝大部分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或在此服过刑。

　　1998年8月，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因贪污、玩忽职守被判有期徒刑16年，后关押在秦城监狱。在监狱里，陈希同有时候因为自己的要求被看管人员拒绝，会大吼大叫，2004年，陈希同曾因健康问题，被紧急送往北京复兴医院。2012年，79岁的陈希同住进北京医院，今年6月2日病亡。

　　2008年4月，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受贿、滥用职权被判有期徒刑18年，后关押在秦城监狱。陈良宇被关押在一个接近20平方米的套间里。这是秦城监狱重要犯人的单间监室，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坐式马桶等。房内设施只有一张距地面约一尺高的矮床，需要写材料时，看守会送进一张小学生用的单人课桌供临时使用。没有凳子，床铺就是他平日坐的地方。

　　最新入住秦城监狱的是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上个月开庭当天早上，秦城监狱特地为他准备了两个鸡蛋、两个肉包子和一碗稀饭。中餐时，法院为其准备红烧肉、鱼、蔬菜和米饭。刘志军对这一切很感恩，他说，“人生要到60岁才能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