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与台湾姿态

　　金曲奖的末路狂奔——

　　每年6到7月，宝岛的金曲季都会如期而至。

　　在传媒业不发达的年代，金曲奖是一种姿态。它或许无意代表，却无形代言了“台湾的音乐”。然而近年来，对金曲奖吐槽和质疑的声音却远远盖过了赞美之声，今年的颁奖礼上，台湾独立乐团在演唱《良心》时，后方背景屏幕出现斗大的“地下社会”logo，以“独立音乐不能亡”为诉求向“文化部长”龙应台陈情。

　　龙应台曾说过：“你们非常知道文化和音乐的力量吗”?可以说十年来的金曲奖都在反复证明。而当金曲奖越来越和台湾音乐的发展背道而驰，变成两条岔路。台湾音乐，甚至台湾文化将去向何处?

　　什么是“台湾的音乐”：一封写给龙应台的公开信

　　“拿到这个奖我很高兴。”这已经是颁奖礼上的客套话，可众歌手真正拿到手里，乐到心里的奖项有多少?作为台湾地区唯一的大型音乐颁奖礼，金曲奖大概是台湾地区最牛的音乐颁奖礼。

　　对于那些痴迷台湾文化的年轻人来说，它或许无意代表，却无形代言了“台湾的音乐”。

　　历年来，金曲奖在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一直受到唱片业界与民间的肯定与喝彩。相对于大陆一些连化妆费都不愿意提供的颁奖礼主办方相比，金曲奖还保持着给获奖歌手发奖金的传统。十万到十五万新台币不等的奖金，折合成人民币不过两万多元。可除了奖金之外，金曲奖能够给歌手带来的无形利益难以计算。

　　获得金曲奖之后，陈绮贞的歌迷圈明显扩大了，胡德夫开始被人们所熟悉了。2007年专辑引进时并没有太大反响的苏打绿，在获得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后，已经可以在北京举办演唱会了。随着自由行的开放，周杰伦、王力宏、陶喆、林俊杰……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无疑满足了想象的同时，内地音乐圈的快速发展也吸引了大批成长于台湾乐坛黄金时期的音乐人来内地“淘金”。

　　然而近年来，对金曲奖吐槽和质疑的声音却远远盖过了赞美之声，从星光熠熠到无人喝彩，今年的金曲奖依然有着言过其实的宣传、不明所以的提名，以及“史上最冷新人榜”……仿佛皇帝的新装，从此开始脱离群众的独自狂欢。

　　在台湾音乐节写给“文化部长”龙应台的一封公开信中，曾这样质疑：“贵部邀请的评审们到底是以怎样的眼光在看目前的华语流行音乐啊?是不是他们觉得，一定要在两岸三地家喻户晓的名字，才是可以代表台湾的音乐?是不是他们觉得，一定要努力弄潮的音乐，才是可以嘉奖的音乐?”

　　57岁的李子恒，在台湾是知名的词曲创作人，今年他以《海岸线》这首歌入围了三项大奖，他认为“台湾的流行音乐，越来越注重公关，注重炒作，注重无中生有。可能未来金曲奖，就不是华语的领导品牌了。”

　　去年的前戏是歌迷之间的投票对抗和获奖名单提前泄露的丑闻;今年的前戏是四大美女主持联手且周杰伦将会与两位前度女友侯佩岑、蔡依林现场互动。在礼不惊人死不休的干劲下，去年台湾独立乐团乱弹阿翔以黑马姿态爆冷夺歌王，却未能让这位老摇滚客走进主流大众的视线。

　　金曲奖能带给他的，仅仅是为他带来了一些担任本土歌唱比赛的评审资格，在镜头前卖卖回忆卖卖笑，哭诉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心酸，为一个个怀揣音乐梦想的宝岛小青年们打造虚幻的励志传奇。

　　同样是歌王，又是金曲奖提名常客，乱弹阿翔几次来内地演出，不是和台湾独立乐团、小清新音乐人组团来参加音乐节，就是在门可罗雀的LIVE HOUSE里对着台下空凳子声嘶力竭，在得奖之后反而没有内地演出的邀约。这与曾经一旦拿到金曲奖便从此街知巷闻，在内地广阔市场上被无数演出商趋之若鹜的盛况，早已不能同日而语。

　　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一直以来以人文见长的台湾“金曲奖”，从前几年开始已经露出点人不人、文不文的意思来了。颁奖礼上的“独立音乐革命”正代表了此种情绪的宣泄。

　　金曲奖上的“地下革命”：独立音乐不能亡

　　今年的台北小巨蛋，主办方特别邀请包括了四支独立乐团五月天、董事长、乱弹阿翔、四分卫演出，上届金曲歌王乱弹阿翔在演唱《良心》时，后方出现斗大的“地下社会”logo，声援意味浓厚。而当画面转到文艺界人士向“文化部长”龙应台抗争时，屏幕上也出现“良心”二字。

　　“地下社会”(简称“地社”)原是师大商圈的知名Live House，包括五月天、旺福、张芸京等艺人成名前都曾在那表演过。虽然没有恢弘气势的炫丽舞台，但是世界上所有的知名乐团，几乎都是从LIVE HOUSE唱起。

　　因为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对于新生乐队、音乐人是较合适的演出场地。过去十年，一股新的流行音乐潮流，以五月天、苏打绿、陈绮贞、张悬等为代表，从台湾席卷整个华人社区，他们都是从台湾的LIVE HOUSE走出来。

　　LIVE HOUSE逐渐成为台湾颇受瞩目的流行音乐地标。但去年中台北市政府因安全疑虑及卖酒违反营业登记项目为由，“地社”不得已关门。音乐圈随即发起“Live House正名计划”，以“独立音乐不能亡”为诉求向台北市府和“文化部”陈情，包含五月天怪兽、玛莎等音乐人都响应，但至今“地社”都没有“复活”。

　　最后众人合唱《起来》时，镜头也带到“文化部长”龙应台，她却是将头转向舞台另一边，脸上表情复杂。有网友表示：“这段演出有革命的味道，看了心情很激动。”不过五月天阿信事后在Facebook澄清，“并不想藉着典礼呛声什么，当然也不是向“文化部”与龙部长施压，因我确信她始终愿意站在群众与文化这一边。”

　　事实上，龙应台上任台湾“文化部长”后曾带领自己的小孩去台湾孕育出众多独立乐团的Live House(地下社团)看演出，说那里是台湾流行音乐的前端。

　　龙应台也曾经召集台北、高雄、台中等地的LIVE HOUSE经营者开会，鼓励他们组成联盟，并许诺定期出资支持独立音乐创作。当时有人形容为，终于等来了台湾独立音乐的“春天”。

　　尽管如此，台湾的LIVE HOUSE以及独立音乐公司，依然存在许多无法言说的问题与禁区。

　　龙应台与“地下社会”：文化的核心是自由

　　二十八年前出版《野火集》时，收录了龙应台写的一篇当时报纸自我审查后不敢刊登的文章，映衬并描述了她所期待与反对的文化氛围与土壤：

　　“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每一个人都能竭尽所能地去发展他的才智……而台湾的艺术家则在层层束缚中创作，像一群困在窄池里的青蛙。有太多太多的书禁读，太多太多的题材作家不敢写、歌手不敢唱、画家不敢画;写了成禁书，唱了成禁歌，画了成禁画。于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在一个许可的小范围里发挥有限的想象。”

　　龙应台自就任台湾“文建会”主委以及随后改制为“文化部”部长后，一直强调文化公民权的全面落实。在传统社会中，文化权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社会的主流思想、价值体系基本上都是由这些精英来决定的。

　　龙应台历陈推动“泥土化”与文化公民权的普及化，调整精英心态与权威身段，因此在文化资源的分配上，对草根阶层的责任、对各类弱势群体的照顾、对城乡差距的平衡，社区的营造成为政府文化政策的重要一环。具体来说，比如目前台湾所有的独立书店，均可向政府申请资助。龙应台认为，街角的小书店承载了许多社区人的记忆，是社区情感的枢纽，更是呈现一个城市文化的指标。

　　比如利物浦为何变成艺术之都，他们有一个Knotty Ash艺术和社区中心，给出一个空间给青少年做LIVE HOUSE，发展自己的音乐，收很少租金。

　　同样，根植于社区的LIVE HOUSE，是社区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龙应台曾两度带自己的孩子到台湾的LIVE HOUSE“地下社会”看表演，她说：“因为这是台湾流行音乐产业发展的最前端，也是一个城市的文化魅力，Live House代表不同于主流社会、不同价值的态度宣示，社会应该给予拥抱。”

　　她曾经从YouTube上找来几段视频放给同仁看：在西班牙的中央市场，歌剧演员扮演的卖菜人突然开唱，市场陡然生色;在丹麦的车站，旅客愉快地被卷入突如其来的舞阵，肢体醒了。龙的一位同仁也亲历过在纽约梅西百货买鞋，柜台旁冷不丁有人开唱音乐剧的“文化”。

　　她认为，文化政策的要旨，不在规训、指导人民如何变得更有“文化”，而在于让人都拥有创作和欣赏的自由。

　　2008年5月初，正值马英九当选“总统”、尚未就任之际，龙应台在《中国时报》发表一篇长文《文化，是什么?》。文中提及她在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如何在半夜三点市议会审查预算之际，被要求回答议员突如其来的“什么叫做文化”的质询，龙应台答道：“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品位、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在她看来，文化的核心是自由：“很少人认识到，文化政策和民主政治之间有一种扶持关系，像水载着船。文化的水越有活力，民主的船越能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