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电影浮生六记

　　文学很冷门，文学家很寂寞。在激荡喧嚣的商业社会中，这似乎是一个难逃的命格。

　　2011年，5位导演分别拍摄了6位台湾作家：林海音、余光中、郑愁予、杨牧、周梦蝶、王文兴，集成《他们在岛屿写作》。这部纪录片在一夜之间把文学带入了热闹的大众视野，并在台湾和香港院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今年5月下旬，《他们在岛屿写作》来到内地，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文学对于社会灵魂守护的重要作用。

　　“影坛最深刻的文学电影”：为书和文学寻找市场的台湾名人

　　《他们在岛屿写作》的诞生，源自几位热爱文学的台湾名人，对于文学在信息时代所面临的危机，他们决定要做些什么。

　　2008年2月，号称“当代台湾最重要的活文化财产”的云门舞集排练场遭遇火灾，历年的演出道具、服装、乐器、灯光、资料等付之一炬。一时间，如何保存与传承文化资产成为热议。台湾华硕电脑创办人之一童子贤当即给自己的好友、诚品书店的创始人廖美立打了电话，提议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台湾文学家。

　　童子贤现任和硕科技的董事长，他十六七岁的少年时光是在印刷厂里度过的， “我一直很怀念那个油墨的香味，把书印出来的年代。”后来投身电子业，童子贤的摊子越铺越大，曾经全世界每十台电脑中就有四到五台的电路板是出自华硕。“即使扮演这样的角色，面对书本变成电子书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是非常怅然若失的。”

　　2009年，童子贤和廖美立成立了目宿媒体，《他们在岛屿写作》终于进入了实操阶段。

　　现今公映的六部电影中，除了林海音与王文兴是小说家，其余四位都是诗人。廖美立表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诗歌蓬勃兴盛，诗人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文学领域，诗被誉为“桂冠上的明珠”，是最高级的文学类型。

　　对于电影表达，廖美立说：“必须要超越，我们希望不是以传统纪录片的方式拍摄，而是用比较新的影像叙述方式来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找了几个中生代导演，他们可以用比较现代年轻的手法，很深层地把这些文学大师记录下来。”

　　最终，2011年4月，六部被称作“影坛最深刻的文学电影”在台湾公映。它们是《两地：林海音》《化城再来人：周梦蝶》《逍遥游：余光中》《如雾起时：郑愁予》《寻找背海的人：王文兴》《朝向一首诗的完成：杨牧》。

　　文学很冷门，文学家很寂寞。在激荡喧嚣的商业社会中，这似乎是一个难逃的命格。但《他们在岛屿写作》却在一夜之间把文学带入了热闹的大众视野——以电影和电影院的方式。

　　从2011年4月在台湾上映，再到2011年11月在香港上映，《他们在岛屿写作》引起了一轮轮的关于文学的讨论，“在台湾上映时，原来我们都担心会不会没有观众，预计能撑到两个礼拜，后来一发不能收，应观众要求放到一个月，后来又放到两个月。”这是之前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5月下旬，《他们在岛屿写作》来到内地，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影展活动。在电影资料馆近1000人的影院里，上座率每场都接近80%甚至90%，台湾文化产业的运作效力由此凸显：这部纪录片只是小范围公映，却联合三联书店、单向街、时尚廊售票，在高校、书店举办主题沙龙，邀请两岸文化学者和导演等举办讲座……原本是“小众”的影片，变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文化事件。

　　文学的力量似乎又神奇地回归。

　　谁在岛屿写作：林海音、余光中们的文学“小革命”

　　在读者的心目中，林海音永远都是《城南旧事》中那个大眼睛的小英子，尽管她已离世十余年。

　　在电影《两地：林海音》中，导演杨立州用温润的笔调叙述了林海音到了台湾之后的故事，通过后人对于故人的深情追忆还原了“林先生”。比如，在作家黄春明心目中，林海音是“文学的母亲”。黄春明年轻无名时投稿给《联合报》，要求以方言写成的题目不能更改一字。时任副刊主编的林海音竟然真的没改一字，可见其“识才、爱才”。享誉国际的台湾编舞家林怀民15岁时投稿给林海音，随后收到了林先生的30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林怀民用这笔稿费上了自己的第一节舞蹈课。

　　后来，林海音离职自办了杂志、出版社，开辟了“纯文学”。余光中称，在林海音的客厅里，“容纳了当时台湾的半个文坛”。

　　然而，如果只是这样平淡的记录生平，似乎很难达到走进作家心灵最深处的创作初衷。杨立州说，直到看到林海音的散文集《两地》，他对于林先生的往事豁然有了更大的空间感，有了连接感，“两”这个字最终成了情与魂的所在。

　　影片中，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回京省亲，在面貌完全一新的北京南城寻找林海音的童年足迹。这段省亲，通过巧妙的剪辑，使母女二人仿佛在不同的时空对话。这一刻，“两”这一字胜过千言万语，它是生死，是两岸，是时光，更是漂泊与归宿。

　　文学家的精神世界总是复杂、难以定型的。在两年的时间里，艰难地找寻着文学家的精气神，是《他们在岛屿写作》几位导演共有的经历。

　　《逍遥游：余光中》导演陈怀恩曾表示，尽管拍摄了两年，但他始终觉得和余光中的关系“没那么深入”，最后只能从近百本书里去研究余光中。余光中的作品自由、随性，但接触后才感受到他的严肃。“他太有学问，压力很大。他不是轻松地把学问跟你交流的人，我们蛮痛苦。”

　　因此，导演们更多地以后辈的视角做出了个人式的解读，并辅以现代化的、艺术化的影像处理方式来解构深不可测的文学精神世界。比如，《逍遥游：余光中》设置了一个虚拟人物“青年余光中”，余光中看到“青年余光中”向他走来，仿佛游子回乡，也暗喻着余光中在自己的文学旅途中一直苦苦思索着“我是谁”的命题。余光中对年轻的自己说：“外面的世界不如你想的那么好，也不是你想的那么坏。”

　　廖美立说，这几部电影都“非常非常的安静，也非常非常的深沉”。在安静与深沉中，是创作者对于文学家生命的终极追问，这成为《他们在岛屿写作》的一大特色。

　　光影叙事流转回映中，很多人有一种逆着时光回溯的错觉：一方面是曾经壮大、纯粹和丰沛的文学与生命，另一方面却是文学式微、社交网络兴盛、电子书日益声威壮大、电影日益大片化商业化的当下。如同台北的书店、电影院、咖啡店、音乐厅、出版社，《他们在岛屿写作》时时刻刻都让人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总在努力挣脱当下，回到过去。

　　重拾文学就是为社会守住灵魂

　　《他们在岛屿写作》的外壳是电影，内核还是文学。对于工业化的电影来说，这样的安静之作是一种及时的提醒甚至是警示;对于孤独的文学来说，它是关照和发扬。

　　“我觉得大陆的氛围太商业了，确实人人都向钱看，因此这样的文学电影展，真的很让人敬佩。”在编剧程晓玲看来，《他们在岛屿写作》是一种清净剂，“让我们人人都知道远离文学的社会是没有灵魂的。”

　　我们不禁感叹，看似被政治力搅和得乌烟瘴气的台湾，看似民风日下乐娱表浅的台湾，却从不叫人真正失望，因为在这个岛屿的某个角落，某个时刻，总是不期涌现这样那样充满力量的影音创作与文学记忆，像极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乱力之下有自由，自由之下放百花。

　　他们在岛屿写作。他们是谁?

　　余光中曾这样描述他所经历的地方：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何以母地的生子都绽放在他乡的爱情里，而后又缱绻于怀乡的诗情里。不论时事，搁浅政治，但省两地的人文落差，便叫人戚戚。

　　《他们在岛屿写作》创造了文学纪录片的一个奇迹，成为去年台湾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让人唏嘘之余感到欣慰——还好，文学还在;还好，读者还在。

　　在台湾，第一次有这样的纪录片能够在院线联映五周之久，怀揣着所谓的传说中的“纪录”与“文学”两大票房毒药，却眼睁睁地火爆了市场。张艾嘉为首映站台，马英九看后将预告片投上FACEBOOK大力夸赞，又有多少民众一看完片子，就涌起一股满满的冲动，奔向书店购买诗集。也就是说，人们又开始读诗了。

　　若说以上是电影之于文学的奇迹，是电影为文学的普世化和复兴作出了贡献，那么反过来，其实文学也同样滋养了电影。

　　在世界范围内，其实BBC早已拍摄过很多系列的作家纪录片，美国的大学也设有文学电影的课程。但在整个大中华地区，《他们在岛屿写作》是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从纪录片的意义上说，也是对纪录电影创作现状提供了一种激活的可能性。

　　在宝岛，有人在努力的保留纯文学的火种。而中国大陆，也曾像这个岛屿一样，经受过动乱对文学的摧残，如今却少有人以主动的姿态践行对文学的热爱。

　　2012年，深圳某影视公司策划出品了10集纪录片《先生》，分别以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10位大师为传主，通过影片再现先生们的人生历练和个性修为。影片从文本到画面都很用心，对一些历史事实也没有回避，可是并没有激起像《他们在岛屿写作》这样的观影热情。

　　除了在对此类文化产品的运作推广方面有所欠缺外，我们还缺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