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松：现代水墨画“传教士”

　　本刊专访——

　　4月26日，山东名人馆“刘国松现代水墨艺术馆”开馆，这一天恰是刘国松81岁寿辰。刘国松向山东博物馆捐赠81幅作品，作为馆藏品永久收藏。另外，他还捐出100万元设立现代水墨艺术发展基金。

　　祖籍山东青州的刘国松，被视为“现代水墨”的开山者与带头人，在将近一个甲子的时间里，他专注于现代水墨的探索与实验，对中国水墨画的继承发展与变革创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近日，本刊记者对著名画家刘国松进行了专访。

　　画坛李敖：

　　以“革命”为毕生事业

　　刘国松是当代中国美术史上一个传奇。

　　1965年至今，他已在世界各地美术馆及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80余次，其作品被大英博物馆等全球87家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被国际艺坛公认为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画家。

　　60年来，为了中国绘画的革新，刘国松四处演讲，到处推动。妻子黎模华曾戏言：“刘国松就是个传教士，他的宗教就是现代水墨画。”他自己则说，“我把现代水墨当成了自己的第一生命。”

　　以“太空画”系列、《西藏组曲》为代表，半个多世纪以来，刘国松的艺术一直不断变化，美国学者高居翰坦言，“介绍刘国松要比介绍其他过去的大师们困难得多。”对于刘国松，中外艺术界始终存在不同的声音，但即使是反对者，也对他极富革命性的探索精神心怀敬意。

　　2000年，刘国松在西藏大学讲学期间，遍游山水，以68岁高龄抵达珠穆朗玛峰，被迷人的景致吸引：“云一直在变，千变万化，阳光打在山坡上，太美了。”

　　西藏之行的代价是导致他的左耳失聪。“花了半年时间到处求医，忽然间想通了，上苍对我并不薄，还给我留了一只耳朵。”

　　小时候在军队里被高官子弟欺负，画画时被各方打压，培养了他的抗压能力，刘国松笑言，“人家骂我，我就用左耳听，赞美我就用右耳听。”

　　其后数年，他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如《西藏组曲》，享誉世界，对于形式语言及工具材料大刀阔斧的全新创造，不但成就了现代水墨的一方天地，也影响着中国画的变革创新。

　　刘国松指出：“笔就是点和线;墨就是色和面;皴就是肌理。”同时，更提出“革中锋的命”“革笔的命”与“建立20世纪中国绘画的新传统”的口号，成为中国画改革进程中一个绕不开的课题。虽然当时曾经掀起轩然大波，如今这一观念却早已深入人心。

　　正因为他一系列既反叛传统，又与古人精神高度一致的观念和创新，也因为他在中国画发展过程中取得的一系列成绩，艾青、江丰、吴冠中、黄苗子等众多艺术大师都成了他坚定的支持者。吴冠中的著名理论“笔墨等于零”和他的观点异曲同工。

　　刘国松还深刻影响了大陆水墨画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大陆刮起了一阵“刘国松旋风”。1981年，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刘国松带着两幅画来到北京。1983年，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港台艺术家在大陆的第一个画展，之后的三年内，他的展览遍及18个城市，北到哈尔滨，西到乌鲁木齐，受到广泛追捧。

　　1984年，刘国松参加北京“第六届全国美展”，与李可染同时获得“特别奖”;2007年，他受故宫博物馆邀请前去参展;2011年4月，中国美术馆用120万元给刘国松办了一个漂亮的画展;同年11月，刘国松与彭丽媛、范曾、韩美林等人同获中华艺文奖，他被评为“终身成就奖”。

　　一个山东人的“大江大海”

　　《齐鲁周刊》记者面前的刘国松，白发红颜，精神饱满，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位81岁的老人。作为一个不曾在山东生活过的山东人，刘国松继承了山东人的性格以及对故土的深厚情感。

　　1932年，刘国松生于安徽，6岁时父亲牺牲在武汉的抗日战场，他和妹妹随母亲流亡南方，辗转数省。后来，妹妹早夭，他和母亲相依为命。1944年，母子二人被日军俘虏，母亲省吃俭用攒下的金戒指和银元被全部掳去，从此一贫如洗。

　　读小学五年级时，刘国松写了一篇题为《流亡五年》的作文，描写母子颠簸流离的苦难，催人泪下。

　　刘国松有个图章，上刻：“一个东西南北人”，概括了他的一生。有人评价他“北方人在南方成长，东方人在西方成名”。他向《齐鲁周刊》记者谈到台湾作家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她写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关于逃难。书中写的很多人都是我的朋友。”

　　1948年，刘国松考入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从此改写了他的一生。之前，母亲为了养活他，经常打一些零工。后来他得知，遗族学校里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吃饱饭。但遗族学校只招湖北籍的学生，而他的籍贯不在湖北。他找老师说明情况后，老师竟然同意了，后来他得知，那个老师也是山东人。

　　在学校里，他遇到了后来的妻子黎模华。《齐鲁周刊》记者采访期间，刘国松记不起来的细节，黎模华就在旁边帮忙提醒。

　　黎模华本是公务员，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为了照顾丈夫，毅然辞掉工作。上世纪60年代，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刘国松全球旅行，参观各地的博物馆、美术馆，走到哪儿妻子就跟到哪儿。夫妻搭档的艺术旅行一直持续到现在。

　　1949年，刘国松随遗族学校到了台湾，就读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正式拉开了艺术生涯的序幕。大学期间，刘国松就与同学举办了“四人画展”，1956年毕业后成立了“五月画会”，后来成了蜚声国际的现代艺术阵地。

　　“五月画会”的成立，标志着台湾“现代艺术运动”的兴起。

　　多年来，他仍然惦念着故乡。

　　1983年，年过半百的刘国松第一次踏足青州，只知道父亲家在杨姑桥，其他一概不知。委托当地朋友寻找父亲生前的线索，两次空手而归。第三次去，终于见到一个老人，“从他那儿得知，父亲会唱戏，外号叫刘小生”。老人带他去看当年的家，“土墙倒了，房子也变成了一堆坍塌的泥土，只剩院子里的一棵老槐树。”陌生的故乡让他动容，他仿佛看见了祖先们的身影。

　　画室不是制造画的工厂，而是画家的实验室

　　《齐鲁周刊》：您和山东的艺术家有怎样的接触?

　　刘国松：山东是一个文化大省，中国画发展也比较蓬勃，但相对保守。1986年，我曾在省美术馆开了一个短期的讲习班，召集了全省艺术界100多年轻人来上课。如果这100多学生真正发展起来的话，会带动整个中国画的创新改革。

　　《齐鲁周刊》：现在，您的理论已广为海内外水墨画家甚至史论家接受，并形成一股潮流。当代水墨画的现状如何?

　　刘国松：过去是文人画的一言堂，一定要合乎文人画的笔墨才是中国画，如果不合乎，就不能登堂入室。现在完全是多元化发展，每个人都走自己的路，不被文人画牵着鼻子走。

　　《齐鲁周刊》：您一直对文人画深恶痛绝?

　　刘国松：我在台湾看到宋代梁楷的《泼墨仙人》，那时我们就有泼墨画，意大利文艺复兴还未开始，我们领先西方700年。可是元朝以后，中国画一代不如一代，宋朝已发明了32种皴法，可是元朝以后就没有任何新的技法发明。为什么?因为文人画领导了画坛，外行人领导了内行人，很多读书的，做官的，拿着批公文、练书法的笔画画，把绘画当成业余活动。结果中国画一代模仿一代，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文人一天到晚就是仿某某人，临某某人，都是在临摹。他们提出了“书画同源”“诗书画合一”等理论，画两笔竹子、兰草，之后题了一大堆诗，把空白的地方都题上字，画变成了文字的插图。

　　《齐鲁周刊》：关于实验水墨，您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画家要像科学家一样不断创新。画家该如何像科学家一样做实验?

　　刘国松：整个文明史是由两类人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靠科学家，精神文明靠艺术家。一个好的科学家，有了新的思想然后开始实验，才有所发明。

　　画室不是制造画的工厂，而是画家的实验室。画家有了想法，传统的技法没法表现了，自己想办法创造新的技法，甚至开拓新的材料。有创造才是画家。后来很多画家开始“做实验”，不去搞传统那一套，就是现在的实验水墨。

　　《齐鲁周刊》：所以您便不遗余力地创新?

　　刘国松：我很欣赏孙中山的一句话，一个人有了理想后才会产生信仰，有了信仰才会产生力量。我的理想就是把中国画推向现代化。

　　古语说“绘画当随时代”，不可能老画文人画。传统画太容易了，上大学时我的工笔画和写意画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但要想提高，必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