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趣味——谁的国家大剧院？

　　12月22日，国家大剧院即将迎来五周岁生日。过去五年，这座“城市中的剧院、剧院中的城市”吸引了800余万观众和游客，进行了3914场商业演出，平均每年800场。

　　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自2008年开始，国家大剧院将每年的12月22日，也就是其正式开幕运营的日子定位“公众开放日”，免费向公众开放。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这个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表演。它想表明的是，中国有的不仅是经济上的飞速发展，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上的觉醒。”

　　安德鲁的中国幻梦：“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

　　“忘了那些表演吧，这个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表演。它想表明的是，中国有的不仅是经济上的飞速发展，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上的觉醒。”

　　从在竞标中拔得头筹的那天起，法国建筑师安德鲁对于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就没有停止过争议。最大的争议，曾经集中在对于“民族风格”的理解上。安德鲁说他的设计是“天圆地方”，但也有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水泡，或者不过是个鸡蛋，说得浪漫些，也许是颗明珠。

　　1999年，安德鲁领导的巴黎机场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经过两轮竞赛三次修改，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国际竞赛中36个设计单位的69个方案中夺标。

　　1958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设国家大剧院，并批示，地址“以在人民大会堂以西为好”。但由于受当时经济条件限制，这一工程未能实施。

　　“现在看来，当时即使盖了起来，现在也落后了。”当时设想中的国家大剧院，外观上是和人民大会堂等建筑保持一致的西洋古典风格，内部则只有一个厅，叫做3000观众厅。

　　安德鲁曾说“我想打破中国的传统，当你要去剧院，你就是想进入一块梦想之地”。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大剧院从长安街后退70米，空出的70米全部变成绿地。为此北京市政府搬迁了当时这一地带的1500户人家，客观上进行了一轮城区改造。

　　安德鲁这样形容他的作品：“一个简单的‘鸡蛋壳’，里面孕育着生命。这就是我的设计灵魂：外壳、生命和开放。”他的法国老乡雨果曾这样理解他梦幻中的东方万园之园：

　　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

　　用雪松做骨架，披上绸缎，注满宝石，饰以琉璃，饰以黄金，施以脂粉。

　　“从建筑本身对城市本身的影响，说不上什么。大剧院本身的功能，会提升国家的形象。第一考虑的，还是为了国家在文化上有个很大的提升，必须让国家最重要的演出能够来这里演。”

　　伦敦交响乐团的艺术大师瓦莱里·捷杰耶夫则说，“剧场是代表一个地方的软实力。物质满足以后，就是精神享受。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到最后比什么?比的就是文化实力。”作为新俄罗斯的代表性人物，捷杰耶夫和他的马林斯基剧院，成为在国家大剧院第一个正式演出的世界艺术团体。从经典歌剧《伊戈尔王》到基洛夫芭蕾《天鹅湖》、《珠宝》和《海盗》，马林斯基剧院在美国大都会剧院与中国国家大剧院之间选择了后者，皆因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一刻。

　　从争议不断的建筑作品，到作为展示最好艺术的舞台，自提案之日起，国家大剧院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个城市的软实力：用东方歌剧与世界对话

　　这些天，路过国家大剧院的排练厅和制景间，总能听到一位外国人在里面大吼大叫，他就是著名歌剧导演强卡洛·德·莫纳科，他正在排演国家大剧院版的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

　　强卡洛出身于地道的音乐世家，从小就在剧院中长大，大概有80部歌剧可以倒背如流。就是这样一位在德国工作40年的意大利人给中国观众带来了格外震撼的歌剧体验，从国家大剧院版普契尼歌剧《托斯卡》到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强卡洛的几次出手都非同凡响，也奠定了他与国家大剧院的长期合作关系。

　　歌剧院是国家大剧院内最宏伟的建筑，以华丽辉煌的金色为主色调。主要上演歌剧、舞剧、芭蕾舞及大型文艺演出。具备推、拉、升、降、转功能的先进舞台，可倾斜的芭蕾舞台板，可容纳三管乐队的升降乐池……这些世界领先水平的舞台机械设备为艺术家的现场表现提供了丰富可能。

　　事实上，在5年前国家大剧院开业之初，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国家大剧院可以拥有自己制作的剧目，而且能够集结像强卡洛这样的国际级大导演和优秀的国外制作团队的加盟，那时整个中国在歌剧的创作、普及以及演出单位的管理等方面还比较薄弱。

　　5年来，国家大剧院先后推出了《图兰朵》《弄臣》《卡门》《茶花女》《托斯卡》《蝙蝠》《塞维利亚理发师》《漂泊的荷兰人》等20部歌剧作品，已经成为大剧院自制剧目中的第一品牌。著名导演弗兰切斯卡·赞贝罗、弗朗哥·里帕·迪梅亚纳、强卡洛，著名指挥家洛林·马泽尔，以及马林斯基剧院著名舞美灯光师弗拉基米尔·卢卡谢维奇，都在国家大剧院的歌剧舞台上留下他们“打工”的身影。

　　“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希望请到这些世界知名的艺术家，从而将世界水平平移到国家大剧院，帮助我们的歌剧制作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表示。

　　2010年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世界著名歌剧院院长高峰论坛上，德国德意志歌剧院院长阿克瑟尔·拜什说了一段“胳膊肘往外拐”的话，“我们欧洲人过来表演，表演完就走了，带来的东西全都拿走了，仅仅通过这种巡演，而且一个歌剧团的巡演成本又非常高，对中国不可能产生太长远的影响。中国有丰富的文化传统，现在又有了自己的歌剧院、独唱家、合唱团、管弦乐队，在这些基础的条件之下，能够开发出自己的中国特色。”

　　美国著名歌剧女导演弗兰切斯卡·赞贝罗曾在2009年下半年受到国家大剧院的邀请执导国家大剧院版《卡门》，当时因冰岛火山喷发导致她在欧洲耽误了几天行程：“那是令人疯狂的经历。我买了3个不同航空公司的机票，哪班飞机能最早抵达中国我就可以第一时间搭上飞机。”

　　12月22日，国家大剧院迎来五周岁生日，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又成为重头戏。事实上，以西洋歌剧演绎中国本土题材的剧目也开始在中国掀起新的热潮。2009年至今，国家大剧院先后推出原创歌剧《西施》《山村女教师》《赵氏孤儿》《运河谣》，以世界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

　　“我们有一批自己的院藏剧目，拥有自己的版权，我们将在艺术品质、演出档期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从而为剧院的经营有着更多的把控”，这样的“院藏剧目”还在以每年6至7部的速度增加，大剧院的目标是50部。

　　以大剧院为“家”：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过去五年，国家大剧院吸引了800余万观众和游客，进行了3914场商业演出，平均每年800场，共售票约434.2万张，演出收入约15.1亿元，平均销售率为81.2%。

　　自2008年开始，国家大剧院将每年的12月22日，也就是其正式开幕运营的日子定位“公众开放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75岁的何大中是大剧院蓬勃发展的会员队伍中的一员。5年来，他在大剧院看过的演出不下百场。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各种艺术讲座和普及音乐会他也都会参加。

　　“如果不来大剧院，我的生活就好像少了些什么。大剧院为我带来很多乐趣和艺术享受。”何大中细心收藏保留着大剧院的各类节目单、戏票和演出资料，至今已有四五百张。

　　据了解，大剧院每年投入在艺术普及教育和传播方面的专项费用高达5000万元。他们还在歌剧节、舞蹈节等大剧院知名品牌活动中请来了希薇·纪莲、林怀民、郎朗、陈萨等近百位著名艺术家，罗马交响乐团、洛杉矶四重奏、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等都曾登上过这个舞台。

　　像何大中这样以大剧院为“家”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如北京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的设计师赵亮，这几年已听了不下500场讲座，他说，“大剧院已经是我离不开的精神家园。”

　　正如龙应台所说，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一个大厅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泰雅族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个公园里听乐团演奏悲怆“江河水”纪念死难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个图书馆里聆听一场诗歌朗诵的人群，在政府大楼前面用行动剧来抗议示威的人群，在校园里为一个热门乐团尖叫晕眩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

　　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