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大片还是大饼？

　　一夕间，“传递正能量”从2012年开始遍布所有卫视的娱乐节目，时间恰在去年广电部严厉的“限娱令”之后。“中国好声音”的出现及其引发的强烈社会反响，仿佛是在给“正娱乐”提供良好的注释。《中国好声音》为何能在极短的时间里爆红?娱乐升级，泛娱乐时代下的“正娱乐”，究竟是更“正面”?还是更“娱乐”?

　　从美国价值观到中国式大片：《中国好声音》为什么这么火?

　　如果把2005年那届具有领导意义的《超级女声》算做开始，那中国的选秀风潮到2012年正好走过了7年，其状况也正好应了“七年之痒”这个说法。

　　2011年，中国的选秀节目从一个大众喜闻乐见的综艺节目形式和娱乐圈的人才孵化基地，蜕变成了一个毒舌、炒作、绯闻、矫情、虚假盛行的温床，不单被监管部门严厉批评，也流失了观众和收视率。随着2011年《快乐女声》被广电总局喊停、《中国达人秀》引来各种质疑等等事件后，选秀节目可以说走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

　　一夕间，“传递正能量”从2012年开始遍布所有卫视的娱乐节目，时间恰在去年广电部严厉的“限娱令”之后。“中国好声音”出现了。

　　“中国好声音”这5个字是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起的，最早叫“非凡之声”、“梦想之声”，只因浙江卫视走红的节目都是5个字，夏陈安自嘲说自己有一点小小的迷信，“贱名好养活，不如起个最普通的名字”。

　　夏陈安喜欢看美国电影，他说：“它们传递了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正能量以及美国的文明和文化。我在思考我们是不是做综艺节目非得低俗化才能获得收视率。”于是他根据集团王总“用精英的实力创造大众文化”的媒体经营理念对浙江卫视进行“顶层设计”，所谓的“顶层”和“大片”，除了体量，先要花费的就是物力和人力。“大投入、大制作、大视野、大影响、大主演，站在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首先我们就给自己这样的定位，甚至是有一点国家意识的。”

　　首先是买版权，这在引进节目中已经很普遍，美国“The Voice”算是目前最贵的几档节目之一，也正是这个“正版”的梧桐木，才能吸引刘欢、那英这样的“金凤凰”。他们先找到“美国偶像”的制片人，通过他找到荷兰版权方的联系方式，然后又通过杨媛草(达人秀的中国总代理)来操作。因为做中国达人秀的原因，杨媛草跟在灿星制作的田明合作比较密切，他们先谈拢了意向。

　　这几方的接触几乎是同时的，田明在浙江卫视之外还接触了其他平台，他拿着方案找了几家电视台在谈，但最后和夏陈安一拍即合。而此时杨媛草拿下了版权，最后呈现在合同上的是灿星制作、浙江卫视和杨媛草三方共同拥有“The Voice”的中国版权。

　　这种合作形式大约在中国的电视台是第一次。如果电视台自己的团队不能完成一个大型节目的话，通常他们会找一个制作公司承制，干这种活儿最多的是“湖南帮”。外包的弊病是你给制作方100万元，如果他只花掉了10万元，剩下的90万元都归他，所以省钱是制作方的首要考虑。而“中国好声音”等于成立了一个股份制公司，这个公司里不仅有拥有版权的那三方，还有四位导师，风险共担，利益共赢。

　　在考虑导师人选时，基本上华语乐坛的大腕儿都被列入了名单：王菲、张学友、陈奕迅、李宗盛，甚至包括宋祖英，只是在接触那英、刘欢的过程中，能和他们本人对上话，其他人要通过经纪人传话，所以力量迅速集中在这二人身上。那英推荐了杨坤，刘欢则建议和他曾经同一公司的庾澄庆。也有很多选秀节目找过庾澄庆，他认为过往的节目中评委不会给选手任何助益，吸引他的正是“导师制”。

　　大腕与草根：眼泪为谁而流?

　　请到了那英、刘欢之后，其实节目组就已经知道节目会成功了。

　　4人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却好得出奇，杨坤一个劲儿地推销自己的32场演唱会成为首期“好声音”的亮点，“我今年一共有32场演唱会，我可以在你的家乡做一场表演”，“我今年一共有32场演唱会，你可以做我的表演嘉宾”，“我今年一共有32场演唱会，庾澄庆在台湾，他没时间”……对节目组来说，这是个意外收获，按计划，杨坤本是负责感性的，而刘欢是严肃沉默的“大哥大”，庾澄庆负责调侃搞笑，那英，她只要保持一贯的直率豪爽就行了。

　　导师被学员选择的形式，同样十分具有颠覆性，让导师相互争夺人才，还要等待被学员选择。这拉近了明星导师与观众的距离，让观众看到了大牌明星的另一面。

　　《中国好声音》首期播出后，观众对4位导师的互动好评如潮：“首先他们都是巨星，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在节目中显得特别有气场，特别自由;然后他们不毒舌，不乱说人坏话，感觉很善良;最后也许他们都不太做评委之类的工作，所以显得比较真诚，没有油掉。”

　　“中国好声音”的宣传总监陆玮介绍了整个工作流程：先是撒下找人网络，在全国20多个城市派驻了导演组，找到了2000多个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于浙江台过去做过的很多歌唱节目，灿星手里也有“中国达人秀”的储备资源，节目组手里还有一些线人，这些线人是地方电视台导演、制片人或在酒吧、民间社团、群艺组织工作。

　　导演组把录制好的音频发回上海，核心团队不看选手的脸，从中选出500人。由于音频来源复杂，硬件水准不统一，就要租一个标准录音棚，让500人正式入棚演唱，再从中挑出180多人。最后参与录像的有160人，而被导师定为学生的是56人。

　　荷兰版权方在硬件上要求很严格，除了那四把从原产地空运来的椅子，Logo标志一定要和原版一模一样。他们派了荷兰、英国、美国专家，每次都会在录制现场指导。在选择导师时，中方提议是不是可以请一些能言善道懂电视表达的制作人如高晓松、黄舒骏，“老外”坚决不答应，导师一定要是歌星。当然也有本土化的调整，就是所谓的“情感故事”。美版节目中“三分声音，两分情感”，中国这个团队中大部分人是做新闻而不是综艺出身，他们一定要讲述“泪水为什么而流”。因此，起初不被重视的杨坤意外成为一枚情感炸弹，他把自己放在与选手平辈的姿态，整体表现更易感动。

　　陆玮回忆他在美国观看橄榄球“超级碗”比赛，场上大屏幕不断切换观众席里的美军军官镜头，三架战斗机从体育场上空呼啸而过，通过各种小情感点传递正能量和主流价值观，这与夏陈安的大片概念又不谋而合。

　　争议：中国好声音，还是中国好故事?

　　“我刘欢长成这样子……”歌手刘欢忽地一下脱掉帽子，从导师席上站了起来。

　　他上身穿着再平常不过的纯黑T恤，泛红眼睛里隐约透着亮光，“我刘欢长成这样子，也在中国流行歌坛唱了快三十年!”

　　掌声、口哨声、叫好声，全场沸腾。从最初登场的东北女孩黄鹤，光着脚和那英对歌，《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就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积极、乐观、真挚、勇敢”，承载着“正能量”的好词，一股脑地从各方评论中涌出，甚至连广电总局也发来贺电，称赏其“导师是顶级的，来唱歌的老百姓的声音也是顶级的，做到了关照现实和注重品质”。

　　做过电台DJ的媒体人平客在微博上表示，最初发现《中国好声音》时，也曾热切期待它“比超女走得更远”。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在我们这个不公的社会，小人物可以走上大舞台”。

　　但在徐海星等选手被爆出屡打悲情牌、有意隐瞒乃至篡改身份的消息后，这一切好像正在变味。负面不断爆出。亮相《中国好声音》首播的选手，自称指甲店老板的黄勇，被曝是曾签约齐秦公司的专业歌手;务农为生的选手则被爆是富二代……

　　从拍案惊喜到怒言相向只在转念间，有网友感叹，“自己的眼泪太廉价了，情感严重贬值，就被他们给消费了。”

　　到底是谁放大了选手的悲情以博眼球?浙江卫视的宣传总监陆玮暗示，此事出于同行间的相互拆台。青海卫视的品牌总监刘朝晖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他们说白了就是把一个准专业水准的歌手先打成屌丝，渲染其在社会上辛苦打拼的悲情，让不知真相的观众惊为天人。但挖了一个徐海星，哪能个个歌手有那么多苦逼事儿?”

　　业内人士认为，“炒剩饭”现象背后，是中国的选秀已经从甲方市场变成乙方市场，从平台市场变成选手市场。据《南都娱乐周刊》报道，如今的选秀节目，报名往往很冷清，有的选秀节目曾遭遇全国海选分赛区第一天报名为零的状况。某卫视品牌节目，全国海选时自愿参加的不超过500人，某赛区只有20人，因此某卫视与当地电视台签下协议，必须保证2000人报名，事实上仍然很难。

　　除了选手的诚信以及节目组的疑似过度操作，《中国好声音》还面临着“炒剩饭”的质疑。其舞台上有不少参赛选手有多次参与选秀节目的经历，有的则已经从事职业歌手多年，《中国好声音》无非是将这些并不新鲜的面孔重新回锅。

　　《中国好声音》能比传统选秀节目走得更远吗?2005年曾担任“超女”评委的科尔沁夫曾说过：“当时的超女，一开始来参加的人真是喜欢唱歌，很单纯，穿个破鞋就来了，突然红了。后来不一样了，大家奔着红去了。”

　　这句充满宿命感的话背后，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也能回答诸如“ 《中国好声音》是否能比传统选秀节目走得更远”这类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