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百年文人杂志梦

　　近年，《最小说》、《鲤》、《独唱团》、《大方》、《天南》、《文艺风象》等一批非官方的文人杂志逐渐浮出水面，引起广泛关注。

　　10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在改造自我与改造世界、通往理想世界的彼岸的道路上，争相创办属于他们自己的杂志。这些杂志有着共同的特质：非官方背景、有独立思想。从山东本土的《彼岸》到风靡全国的《天南》，从“五四”舵手傅斯年的《新潮》到80后作家张悦然的《鲤》，我们逐渐梳理出一条知识分子创办杂志的百年脉络。

　　王松：探寻一个时代的彼岸

　　《彼岸》的前身缘于烟台的一个文学沙龙，名字叫“前夜”。

　　“现在看来，彼岸与前夜似乎有词语和时代的联系。”《彼岸》主编王松告诉本刊记者，“沙龙由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组成，由老诗人王雷主持，我从济南回故乡时经常光顾沙龙，也许由于我写作的先锋性，大家提议由我主编出版一本同仁杂志。”

　　社长迟歌、编委会主任刘宝斌、总编辑王雷、学者傅天虹、副主编于大卫、总顾问吴开晋，以及海外的一些文学社团……《彼岸》迅速拥有了自己的精英团队。

　　王松要通过《彼岸》，向自己的过去和逝去的那个时代致敬。

　　上世纪80年代，王松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复兴”运动。1988年，王松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之后，远走澳洲留学。留学归来，他投身商场，最终成为某国际商务机构老总。

　　30年后的今天，王松早已不再是那个背着吉他弹奏吟唱的少年，时代变迁在他身上烙上了深刻的印痕。可是还是感觉到了浓重的心灵寂寞：“我绝对不是最懂得赚钱的商人，但是起码以我现在的收入而言，我可以沉溺一种现实的生活。”

　　他时常和同学相聚，商报传媒的老总韩澈是他文学的同窗挚友，回忆上世纪80年代的旧时光：“那年月精神上很富足，我们对家国有真诚狂热的认识，有胸怀日月的梦想与野心，有远大的目标和方向感。”

　　刚开始，王松与出版界的朋友联系，准备收购一个杂志刊号。在几次收购无果而终后，2009年年初，王松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以书代刊。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王松通过各种方式征稿，但是一直到了2010年上半年，才把第一期创刊号所需要的作品征集完成。每天，王松用来征稿的信箱里都会出现大量作品，种类极其繁杂，但是真正能达到要求的作品却少之又少：“其实我的要求也不算高，无非具备两大文学要素：美感与思想。”

　　从2010年上半年至今，《彼岸》已经出版发行两年有余，在中国诗人圈具有良好的口碑与说服力。王松不担心资金，他担心的是“资金以外的问题”。去年，一家国外的中文研究机构给王松发来邮件，希望能够出资收购《彼岸》。

　　“当时开出的价格是100万，还是由我们来做，由于体制与价值观的复杂原因，最终被我拒绝了。这就是我所担心的钱以外的问题。”王松从一开始就给杂志设定了一条底线，“纯文学，不盈利。”

　　与其他的杂志期刊不同，《彼岸》没有广告收入，所有的费用都需要王松与朋友自掏腰包。王松有几个商界的朋友，给了杂志鼎力相助，例如组织作家学者的雅集和笔会：“像编委会主任刘宝斌，既是有思想的作家，又是有风骨的商人，他在烟台海边有一家酒店，作为笔会基地，每年作家来此沐浴海风、自由畅谈，来一次头脑风暴。”

　　王松并非仅仅寻找他自己的“彼岸”，他寻找的是一个时代的彼岸。

　　“在文本方面，彼岸主张内向诗学，反对汉诗语言的复杂、张扬，营造外在的宏大意境，因为这不是这个时代下心灵的真相。在思想方面，彼岸崇尚文学的政治，而非政治的文学，这是彼岸的文学立场。”王松告诉本刊记者，“有时候，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群志士一批杂志，来保存中国文化中那些正在遗失的道骨仙风。”

　　论及《彼岸》之于当代的意义，《彼岸》发起人、老诗人王雷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当文学也像广告一样堕落成商品垃圾时，我即酝酿创刊一份‘严肃文学’拯救之。就是说，《彼岸》早已胚胎于我的脑海，吸收着思想与艺术的营养而孕育。由于她先天性蕴涵，一落草就魅力自生。”

　　欧宁：《天南》和乡村建设

　　上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起乡村建设运动，成为一代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楷模。欧宁则将梁漱溟的思想继承并发扬。

　　和王松类似，《天南》主编欧宁也是诗人出身，在他们的杂志中诗歌占据重要位置，坚持“诗是文学最高的形式”。不同的是，欧宁找到了一条实现知识分子价值的途径——乡村建设，并通过市场实现盈利。

　　“文学应该介入社会，带动社会进步。”近日，在济南参加一次文化活动时，欧宁向本刊记者表达他的文学观，“上世纪80年代文学对政治的排斥是对的，但是今天政治的概念已经产生了变化，公民政治逐渐出现，文学也应该关注社会话题。”

　　去年3月，由欧宁主编的《天南》正式出版。《天南》的英文刊名“Chutzpah”来自希伯来语，意思是“肆无忌惮”。欧宁说，他希望这本杂志具有“打破常规的勇气和精神”。

　　两百多页的《天南》一半内容为专题，另外还有独立书评、深度报道以及自由组稿等。创刊号专题“亚细亚故乡”，定调在了欧宁最感兴趣的话题——亚洲农村。而后的诗歌地理学、情色文学等出位而新颖的专题，让这本几乎全是长稿的文学杂志每期一出炉就会立即在报刊亭一售而空。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南腔北调：方言之魅”。

　　欧宁坚持批判性，但也一直在探讨一个平衡点以维持尺度：“往往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自我审查太过严密，反而经常是自己在吓自己。”

　　不仅仅是纸上探寻“亚细亚故乡”，在现实中，欧宁也在探索属于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之路。

　　以《天南》为媒介，一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希望在乡村创建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世界，并期待能推动和改变乡村的经济文化生活。于是，2011年8月，安徽碧山，欧宁策划的“碧山丰年庆”上演了。

　　欧宁企图通过“碧山共同体”让人们追忆跨越了童年，上溯至千百年以前的人类农耕生活。他说：“一开始我对这种农村现状的荒凉生活和它的历史根源很绝望，于是我读书上学，把这种‘农村的根’除掉，现在经历了一大圈后，又开始‘寻根’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镜像：在那个8月盛夏的碧山村庄里，一群知识分子们在乡野里的粮站和祠堂间，和农村进行一次平和平等的交流。他们对着当地村民展示农村古老的公共生活文化，也点燃了知识分子们对于“到乡间去”这种生活方式理念的激情。

　　欧宁要动员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以前我对80后有偏见，以为他们不关注社会。后来在2010年，广州一帮年轻人为了捍卫粤语走上街头抗议，我改变了看法。”

　　有媒体评价道：“欧宁就是那个想把知识分子重新拉回乡村的艺术家。也是在2011年文学杂志浪潮中创办了《天南》，而且让它冲出‘迷雾’坚持下来的杂志人。这一年，欧宁把自己笔记本上的虚拟蓝图第一次兑换成乡村中的现实。”

　　从傅斯年到张悦然，从“自由知识分子的声音”到文艺青年腔调

　　1919年，山东人傅斯年和他的伙伴们怀着“所想所学，不致枉费”的愿望，决心“尝试一回”，结果办出一份仅次于《新青年》的优秀杂志《新潮》。

　　傅斯年们尽管一再受挫，但办报办刊的梦想却始终没有放弃。1932年，傅斯年和胡适等人出版《独立评论》，发出自由知识分子的声音。“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最后总结道。

　　最近几年，办杂志再次开始盛行，却与傅斯年时代的情形迥然不同。韩寒抱着“文艺能真正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信念办起《独唱团》，成为这几年杂志行业最引人关注的事件。

　　著名民刊《今天》创办者之一芒克说：“在过去，各种文学杂志都是挂靠在官方背景的机构上的，韩寒的《独唱团》能够得以问世，而且销量还很好，就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传统杂志与新生代读者的距离，反映的是新生代读者与传统的“断层”问题。新生代对精英、理性文化、形而上崇拜普遍持否定态度，与印刷媒介时代完全相反——新媒介冲击的是两三百年来建立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导致印刷媒体和信息媒体在文化上的断裂。

　　其实，80后们创办的杂志早已杀出半壁江山，90后时代也已到来。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在90后一代的受热捧程度甚至可以用“风靡”一词来形容。80后作家笛安主编的《文艺风赏》是一本面向年轻读者的纯文学杂志;“新概念”作文大赛“出身”的张悦然创办纯文学季刊《鲤》，发行量有数万册;还有安妮宝贝主编的《大方》、韩寒创办的《独唱团》，虽然是“以书代刊”，并且已停止出版，但问世之初在文学市场中反响很大，《大方》曾摆出订阅100万册的架势。这些新锐的杂志在编排上、版式上与传统杂志相比有很大的突破和创新，而且个人风格非常强烈。

　　然而，与傅斯年当年的宣扬救国、自由等办杂志理念不同，新生代杂志直面市场，两者比较，皆有着深刻的时代痕迹。

　　以同为山东人的张悦然为例。从2008年开始，张悦然将《鲤》一直做到现在。从《鲤·孤独》开始，《鲤》书系每期推出一个主题词，近日，《鲤》书系推出了最新一辑《鲤·文艺青年》。在书中，著名音乐人、诗人周云蓬和著名作家廖一梅分别表明了自己对于文艺青年群体的态度。

　　杂志生态的多样性，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