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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位风云人物重回80年代

2011-07-11 07:31 《齐鲁周刊》/ 马国川 /

  记者马国川自2007年底开始到2008年岁末,采访了至今影响深远的12位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王元化、汤一介、李泽厚、刘道玉、张贤亮、刘再复、温元凯、金观涛、李银河、韩少功、麦天枢、梁治平。这些访谈,带读者走回八十年代,梳理当代思想文化的源流,思考中国未来的方向。

  二○○七年的冬天刚刚开始,我就在思考二○○八年的选题。作为记者,我知道媒体二○○八年的一个热点将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不想加入到一场大合唱之中,只想独自梳理一下改革开放的思想源流。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八十年代。我认为,那是改革开放的思想源头。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年后,国家确实富裕了,“大国崛起”的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凸显出来,让人们不能不正视。在赞歌式的主旋律之外,反思的分贝高起来。在喧哗和躁动的时代里,我感到迷惘:曾经奔走呼号启蒙的人们,面对今天是否也感到困惑,他们又将如何评价三十年的历程?他们还能够为今天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吗?

  采访随即在二○○七年的冬天开始了,到香港城市大学采访在那里短期讲学的刘再复先生,“两会”报道结束的当天飞赴海南采访韩少功先生,在四月的风沙里奔赴宁夏采访张贤亮先生,在上海瑞金医院拜访病中的王元化先生……每一篇稿子整理出来后,我都请对方审订。唯有王元化先生因为病重不能动手,是由《大公报》的资深编辑吴洪森先生代为审订的。王先生没有来得及看到这篇稿子刊出,就在五月九日遽尔仙去,我的稿子遂成了“最后的访谈”。到二○○八年六月九日对李泽厚先生的访谈在《经济观察报》刊出,这个选题就算结束了。

  当我采访这些八十年代人物时,竟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我自己的八十年代。

  整个八十年代,我都在家乡读书。整座县城只十字大街有一家新华书店,而且其中没有什么新书。学校里图书馆的钟表仍然停摆在六十年代,满是灰尘的书架只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红旗谱》之类的革命文学作品。课余时间我会到图书室里看看报纸杂志,报纸杂志种类很少,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月刊》。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一场宏大的思想运动”(金观涛语)正在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展开。

  学校在县城边上,我和两三个要好的同学走在田埂上,也不免指点江山,品评人物。这“自在”的激情渐渐有了一点“自觉”的味道。《中国青年报》连载的一些反思历史的文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每天拿到报纸后都要传看,还为此展开讨论。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海南纪实》杂志,我们也如饥似渴地阅读。但是这样的时间很短暂,一九八九年我参加高考,当秋天走进大学校门时,我不知道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虽然对我来说仅仅是开了个头。

  真的是仅仅开了个头就结束了。我所就读的大学是一所省级师范院校,信息同样闭塞。在我的大学时代开始时,这里流行的是汪国真和席慕容的诗歌。我只是在图书馆里才读到北岛的《回答》,虽然很激动,却没有几个朋友可以交流。激情迅速流失了,读李泽厚、刘再复的书,如对古人。《走向未来》丛书倒是会经常出现在学校附近的书摊上,但是少有人问津,我也是偶尔翻翻,然后再放回书摊的角落,让它们继续蒙尘。

  所以,当我在采访中面对这些八十年代人物时,曾经拥有的短暂激情便再次被唤起,然后是深深的遗憾和怅惘。我们这个国家真的太大了,思想的潮水往往只能漫过一小片沙滩,而且迅速地退潮远去,后来的人们只能在沙滩上偶尔捡拾几个贝壳,满怀惆怅地怀想涨潮时的雄奇景象。

  我以为,“八十年代”或许是一个特定的词,不应该用时间的框架将它界定在一九八○至一九八九这十年。从思想的源流来说,“八十年代”应开始于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当一些思想者开始小心翼翼地独立思考的时候,“八十年代”的大门已经缓缓开启了。当各种思想汇成潮水冲决思想禁锢的堤坝时,“一场宏大的思想运动”终于在一九八○年后的中国上演。

  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前夕,我采访了陈平原先生,他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巧合的是,刘再复先生就把八十年代和五四运动并列,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两大思想运动”。我所采访的八十年代人物为我们所呈现的,也正是这样的景象: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任何试图用一个词汇来概括一个时代的做法都是危险的,但是我仍然愿意用一个词来描绘八十年代的底色:激情。李泽厚先生和刘再复先生曾经建议本书书名为“八十年代:激情·理想·梦幻”。在他们看来,激情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只有触动了灵魂,人们的眼神才会焕发出光彩。激情就是开启八十年代灵魂的钥匙。

  可是,在采访时我也有所怀疑:放任这些受访者的激情,为读者所提供的八十年代是否会失去它真实的面貌?我想起大学时读到的文学史,干巴巴的抽象理念将历史变成了“木乃伊”,甚至在读到李白那一节时也丝毫感受不到激情。可是我在读徐葆耕先生的西方文学史《心灵的历史》的时候,却深深地被打动。他从文化心理视角系统描述西方文学发展史,展现了西方世界流动不已的生命现象、复杂变幻的内心世界。历史真实不应该脱离人的心灵而存在。八十年代人物以他们的心灵和眼睛为我们所展示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至少是真实历史中的一部分。其中,也沉淀着他们穿越历史的思考。(马国川,现为《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已出版《大碰撞——2004—2006年中国改革纪事》、《争锋》、《观察 ——26位热点人物解读中国话题》、《风雨兼程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等作品,其中《大碰撞》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 “二○○六年十大好书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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