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这100年

　　1911-2011，杨绛100岁了，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

　　她的一生，是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沉浮命运的典型代表，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在历经风风雨雨后，她仍然温柔敦厚、哀而不伤。她是当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她的名字已如星光闪耀。

 

　　从2003年的《我们仨》，到2007年的《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再到最近出版的《百年风华：杨绛传》，即便杨绛本人低调，她的人生，仍是值得一书。

　　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我从此不怕鬼了

　　剧作家夏衍说：“你们捧钱钟书，我捧杨绛。”

　　杨绛80岁寿诞时，夏衍题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20年后，题词人已仙去，而杨绛仍活着。

　　杨绛把自己翻译的英国诗人蓝德的诗放在自己的散文集扉页上：“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她和钱钟书一生最“怕麻烦人，伯劳累人，怕打扰人”。

　　1949年，钱钟书曾随教育部访问团访问台湾，台湾大学聘请他为教授，但他没有答应。香港大学请他赴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也没有去。英国牛津大学则聘他为高级讲师，他又以“伦敦的恶劣气候”为辞，没有去。50年后，杨绛在接受访谈时说：“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这确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建国后，杨绛自认为“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她看到身边的“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

　　“我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不怕鬼了。不过我的变，一点不合规格。”杨绛说。

　　1966年“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

　　1969年11月，钱钟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钱钟书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我们仨：夫在先，妻在后，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不得不说到杨绛的“我们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这行印在书封底的小字，让人感到一种离别的忧伤。翻开书，没有想象的大喜大悲，杨绛平静的笔触娓娓道来的是关于自己与钱钟书、钱媛仨人的生活趣事。

　　1997年，女儿钱媛去世;1998年，丈夫钱钟书去世，这一年杨绛87岁。后来她在《我们仨》中写道：“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我们仨”的故事始于1932年春天。21岁的杨绛从东吴大学到燕京大学准备借读，一天她和同学孙令衔一起到清华大学找人。晚上，孙令衔接杨绛同回燕大，他的表兄陪着一起过来。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孙令衔给两个人介绍了一下，杨绛对钱钟书打了招呼便走了。

　　虽然一句对话都没有，但这次的见面让彼此难忘。孙令衔告诉表兄，杨绛有男朋友，但钱钟书不信。在杨绛那边，孙令衔则说表兄已订婚，两面误传。

　　再次见面后，钱钟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则说：“我也没有男朋友。”至此，两人虽没有互倾爱慕，却开始书信往返，及至以后林间漫步、荷塘小憩，开始了长达60多年的爱情生活。

　　孙令衔为什么说杨绛有男朋友呢?原来，孙令衔指的是杨绛的昔日好友费孝通。在与钱钟书交好后，杨绛曾给费孝通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暗恋杨绛已久的费孝通竟来清华找她“吵架”。

　　60多年后，钱钟书去世，费孝通曾去拜访杨绛，费有新作出版，仍送杨绛“指正”。杨绛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母亲常取笑杨绛说：“阿季(杨绛小名)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之后便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伉俪情深。

　　当电视剧《围城》热播时，钱钟书好像成了“文坛新秀”，几乎要被媒体包围，不速之客挤破了门，钱钟书避之唯恐不及，赋诗：“落索身名免谤增”，杨绛当时则更卑微地自比：“我成了一条挡驾的看家狗”。

　　1995年，杨绛给友人赠书，签名盖章时说：“夫在先，妻在后”，多年后回忆起来，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二人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直到杨绛的《我们仨》面世之后，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她外语精湛，学识渊博，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杨绛怀孕之后，钱钟书谆谆嘱咐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而杨绛心里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想要一个像钱钟书一样的女儿。他们的女儿确实像钱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杨绛夫妇一生只生育了一个女儿，她说：“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那么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听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的。”

　　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钟书逝世。次年年初，友人去看望杨绦，一进门还没说话，只见杨绛孤身一人，友人抑制不住抽泣。杨绛拉着她的手说：“你比钱瑗小四岁吧?傻孩子，我都挺过来了，你还这样哀伤?你不懂呀，如果我走在女儿和钟书前面，你想想，钱瑗、钟书受得了吗?所以，这并不是坏事，你往深处想想，让痛苦的担子由我来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说这话时杨绦88岁，到现在，她又在人世顽强地生活了12年。

　　百岁老太太：《围城》里美丽的唐晓芙

　　百岁的杨绛，脸上总带着微笑，不疾不徐的细声说话，时有妙语。就像《听杨绛谈往事》里说的，从小她就是个爱笑的小女孩;那曾被钱钟书诗句形容为“蔷薇新瓣浸醍醐”的姣好面色依然细致白皙。她的牙齿依然齐整——钱钟书在《围城》里借她的形貌描写唐晓芙的一口好牙。

　　她以余年“打扫现场”——整理钱钟书先生数量可观的手稿笔记。“她认为保存手稿，最妥善的方法是出版”，传记《听杨绛谈往事》里这么说。保存对一个人的宝贵记忆，最妥善的方法，不也是通过文字留存吗?

　　杨绛有好几个“不”：不当嘉宾，不当评委，不坐主席台，不接受电视采访，不签名售书，不给人题词，不送个人照片等等。

　　前些年，无锡要修建钱钟书故居，想向杨绛要一些实物，她谢绝说，钱钟书生前同她商量好，不做为个人留名的事。他们要建钱家故居那是他们的事，她不会去支持。2000年起，杨绛把钱钟书和她两人的数百万稿酬版税，都捐献给了母校清华大学用作奖学金，她坚持不用他们夫妇的名字来命名，而只取名为“好读书”奖学金。

　　如今，闭门谢客的杨绛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尤其是电话太多，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被消耗掉。”杨绛说，“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

　　《我们仨》出版后，有评论家说道：“一个传统作家的书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一路飚升的成绩，且阅读人群遍及各个年龄层，中国也仅杨绛一人了。相信未来一年，杨绛的书仍然会是文化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如今，这个话题仍在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