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宝贝们的江湖
不谈作家，只论偶像？“读者”已经过时，“粉丝”躬逢其盛——近来的文学江湖，像个热闹的自由市场。你看，郭小四的《最小说》早已成为畅销品牌，韩寒的《独唱团》据说销过了百万册，而安妮宝贝的《大方》甫一露面，就已登上畅销书榜顶端。
８０后文学偶像们似乎正在夺取传统作家的光环，他们会不会重新洗牌中国文学杂志？这是怎样的一个文学和商业江湖？
安妮宝贝：用什么叫板《独唱团》？
许多人知道安妮宝贝，但有几个知道她的原名是励婕？１９７４年生于浙江宁波的她，对文字痴迷，但当年，她充其量也就是最早的网虫而已。
１９９８年，拐点到来。一篇名为《告别薇安》的短篇小说在网络ＢＢＳ上发表后，安妮宝贝连同她小资、破碎、忧郁、文艺的叙述风格迅速走红网络。这给了她自信，第二年，她就不顾家里人的反对，辞去了银行的职务，一边在广告和网络公司工作，一边写作大量的中短篇小说，２０００年，《告别薇安》小说集出版后风行一时，出现大量盗版。
顺理成章地，安妮宝贝就此走上写作之路。她写的是烟火、手表、鞋子、大雨、素食和情书。就像那些疗伤情歌一样，抚慰着都会男女的孤单灵魂。
这已逝的十年，没有多少人见过她的真容，网上的照片寥寥，更不要说接受媒体采访。她躲在她的华丽文字后面，结婚生子，只是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这一切在今年三月终结。继郭敬明、韩寒、张悦然等人之后，安妮宝贝出任ｍｏｏｋ文学杂志书的主编，《大方》登场。
时下流行的Ｍｏｏｋ杂志是一个英日混血的组合单词，即将杂志（Ｍａｇａｚｉｎｅ）和书籍（Ｂｏｏｋ）合在一起，成为独具魅力的“杂志书”（Ｍｏｏｋ），其性质介于两者之间。
从１９９６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到张立宪主编的《读库》，再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推出的《悦读ＭＯＯＫ》，Ｍｏｏｋ这种出版形式，开始在国内大放异彩，而主打青春文学的杂志书，极有可能是Ｍｏｏｋ“战场”中竞争最为激烈也变动最大的一个区域。
而安妮宝贝在《最小说》不过销量５０万册的情况下，以首印１００万册的姿态出版一本ｍｏｏｋ文学杂志书，其心之狂，可见一斑。她有什么镇刊之宝可以叫板《独唱团》《最小说》、《鲤》等各大门派？
安妮宝贝的《大方》走的是明星制，有点“文学梦之队”的架势——编委们横跨两岸三地，内地学者止庵原本是学医的，后来弃医从文，成了周作人的研究专家；香港作家马家辉是“新香江四少”之一，更多的人是在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里看到他的嬉笑怒骂……在几大编委高参的出谋划策下，《大方》除了三天两夜村上春树访谈和周作人未刊稿这样的重头戏之外，还有贾樟柯的《侯导，孝贤》，香港著名女作家黄碧云——算来是安妮风格的前辈——首次在大陆发表的小说以及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斯特鲁特的代表作《药店》。
尽管作家韩浩月“难以想象在中国会有１００万人关注有关村上春树、周作人和贾樟柯的信息，若非如此，文艺杂志也不至于生存得如此窘迫”，但这样的豪华阵容，确实有底气“大方”一下——何况，在安妮宝贝的新浪微博上，几乎每一条更新，都有上千粉丝“鸡冻”地回复，１４４万粉丝的关注，会不会是《大方》大卖的保证？
张悦然的小资梦想ｖｓ郭敬明的商业帝国
与安妮宝贝的网络发家史不同，８０后这批文学偶像中最重要的几个都发迹于老牌青春文学杂志《萌芽》。
新概念作文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韩寒、郭敬明、张悦然，青春文学三驾马车，哪个不是因为《萌芽》这个造星工厂的恩宠，才有今时今日飞黄腾达的人生奇迹？
济南女孩张悦然回想起自己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也觉得很偶然，但同样是女作家，张悦然是抱着寻找同道的理想来办《鲤》的。
在新加坡留学期间，异国他乡，张悦然多少有些寂寥，她将自己新写的得意小说贴到论坛上，一段，一段，然后不断地刷屏。也许就是那样一段孤寂的时光让她在以后下定了决心日后要办一本自己主编的文学刊物。
ｍｏｏｋ杂志《鲤》于２００８年６月火热出炉。翻卷一读，都是一些诗化的文字，“小资女性的气味太浓了一点”。正如她用诗人张枣的一句“樱桃之远”来为自己第一部长篇命名一样，《鲤》也是用李商隐诗句“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的“鲤”字作为其杂志的刊名——但她终究不是诗人，自立门户的主编算不算商人？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经商：“这更多的是我的一个文学梦想，我也一直想做文学杂志，但是不会把它纯粹视作一种商业。”
在商业上获得更大成功的毫无疑问是曾被称作“漫画书中走出来的美少年”郭敬明。
与在万众瞩目中推出《独唱团》，最终却黯然落幕的韩寒不同，身为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郭敬明，至少在青春小说的商业运作上，捷报频传喜上眉梢。不仅自己多部小说长期占据开卷排行榜显要位置最近的畅销书榜上前１０位中有４本是郭敬明著作，《最小说》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创刊以来，也以５０万份的发行量笑傲江湖。通过这本杂志，郭敬明以签约作家的方式捧红了一大批年轻作家：笛安、落落、安东尼、七堇年等等，原本名不见经传，如今都已成长为畅销书市场冲锋陷阵的骁将、最世公司壮大发展的摇钱树。
继《最小说》、《最漫画》大卖之后，高歌猛进的郭敬明又在去年年底一下子推出了两本新杂志，一本《文艺风赏》，一本《文艺风象》，强势出击，显然，瞄准张悦然《鲤》的一杯羹了。
在杨浦区国康路的办公楼里，郭敬明春风得意马蹄疾，依旧是雷厉风行的老总范儿。两年前他还是租写字楼，现在改租为买，财大气粗之意溢于言表，而且人手规模也差不多扩大了一倍。争议是免不了的，年纪轻轻就腰缠万贯、博客上晒富、抄袭事件拒不道歉……都让他遭遇唾沫横飞板砖无数。当然，是追捧还是唾弃，也是见仁见智。
还有三年才满３０岁的郭敬明，更多了一份商人摸爬滚打后的成熟，而因为有了这些青春代言人的作家，文坛的格局乃为之一变，一批富有青春朝气的声音在文坛简直如摧枯拉朽一般将纯文学刊物逼向边缘。是固步自封的纯文学杂志在自掘坟墓，还是青春文学杂志更能让青年人产生共鸣，因而后来居上呢？
传统文坛并不无辜，但是偶像派一统江湖的局面也确实让人担忧，年轻人中是有痴男怨女，小情小调，但是这真的就是文学的全部吗？
１９２０年代的传统文坛：“除了偶像，还是需要个把大师的”
１９２２年３月，新文学杂志《创造季刊》在上海横空出世。它是刚刚创办不久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的机关刊物，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了郭沫若的诗剧《棠棣之花》、郁达夫的小说《茫茫夜》、田汉的独幕剧《咖啡店之一夜》等重要作品。创造社以此为标志正式登上中国文坛，从而继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之后，为中国新文学进程提供了另一种发展的可能。
《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一经问世，立即在大江南北的文学青年中不胫而走，三个月即再版，由初版的竖排改为横排，至１９２９年５月，已重印了五版！而这本创造社首种机关刊物的创刊号正是由刚以小说集《沉沦》震动文坛的郁达夫主编的，其时他才２６岁。
其实，自晚清以降，作家编辑家一身而二任的大有人在，作家主编文学杂志本是题中应有之义。
就新文学而言，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文坛新文学虽未能一统天下，却已是大领风骚，这些杂志的编者大都是文学新锐或仍属年轻的中坚。其中，既有先以创办杂志闻名而后再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的，如茅盾，他１９２１年１月接手《小说月报》编务，大刀阔斧革新时才２５岁，当时署名“桐乡沈雁冰”，１９２７年９月他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在《小说月报》亮相，才署名“茅盾”；也不乏先以作品受到文坛关注接着编辑文学杂志的，如巴金，１９２９年在《小说月报》发表成名作《灭亡》，到了１９３４年，他在北平先后与靳以合作主编《文学季刊》、与卞之琳等合作主编《水星》，时年３０岁，而靳以与巴金首次合作时才２５岁，卞之琳与巴金合作时才２４岁。
事实上，除了个别例外，如曹禺和张爱玲，几乎所有重要的新文学作家都有主编文学杂志的经历，有的甚至一而再再而三，以主编文学杂志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多年轻的或并不很年轻的新文学作家热衷于主编文学杂志，形成了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的一道风景。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郭敬明、张悦然、安妮宝贝这些文学宝贝们在作品畅销一时之后，先后涉足文学“杂志书”的编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有句西谚说得好：“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他们只不过在走前辈已经走过的道路，重新接续中断已久的作家主编文学杂志的历史传统。而如何让自己增加历史的厚度，像那些新文学前辈那样成功转型，将是他们最大的挑战。
正如老牌文学刊物《收获》和《人民文学》的主编们所说，“偶像不能摆平一切”，如果筵席没有真材实料，粉丝也未必顿顿捧场。毕竟我们的文学除了偶像，还是需要个把大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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