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的中国意义：从奥运体育到职业体育

　　李娜、姚明、刘翔，这是过往十余年，中国体育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三位巨星。而登上上海大剧院劳伦斯奖领奖台的，恰恰也就是这三位运动员，在此之前，姚明和刘翔已分别获得过劳伦斯“最佳新人奖”。

　　过去中国运动员屡屡无缘劳伦斯奖，也让体育界产生了关于职业体育的思辨。在劳伦斯世界体育学会和那些劳伦斯大使的眼中，中国体育已经走在强国路上，它更需要一种超越胜负、商业的体育价值观。正如劳伦斯学会成员杨扬说的那样：“劳伦斯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一场颁奖礼。”

　　劳伦斯奖的十多年盛典明晰地告诉我们，在奥运会之外，世界体坛其实还存在着另一个影响力巨大、受众更广、市场更为开阔的天地。

　　李娜们所改变的：一个体育大国沉睡的职业体育

　　即便没能当选年度最佳，李娜其实已经创造了历史。她获得了劳伦斯特别成就奖，而这一奖项在劳伦斯奖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上一次是2013年的“飞鱼”菲尔普斯。

　　在她之前，劳伦斯奖诞生15年来，还没有一位中国运动员获得过分量最重的年度最佳提名。在此之前，由中国人获得的奖项只有3个，分别是姚明和刘翔的最佳新人(2003、2005)和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最佳团队(2009)。而即便把所有的提名都算上，也只有寥寥9次。

　　如果说刘翔用速度在跑道上抹平了与世界的差距，姚明用谈吐在文化上连接起了中国与欧美，李娜不但兼而有之，更重要的是，她用自己的拼搏和两座大满贯，间接催动了一个体育大国沉睡的职业体育观念。这或许也是劳伦斯奖将历史上第二次特别成就奖颁给李娜的原因之一。李娜改变的，已经超乎赛场之外。

　　李娜获奖创造了历史，而“创造”李娜辉煌的，除了她自己的卓绝努力，也源于“举国”和“职业”两种体育体制的接力与合作。否则，在当时体育人口与体育市场双重匮乏的环境下，中国网球运动员要在国际上立足，难度可想而知。

　　对于昔日的明星运动员，退役只是一个开始。如今邓亚萍、杨扬、李小鹏和姚明拥有劳伦斯奖的投票权，而姚明的慈善公益、李娜未来的网球培训机构和体教结合的尝试，都可以借助劳伦斯奖的平台效应，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对劳伦斯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2003年的姚明和2005年的刘翔，都缺席了劳伦斯奖最佳新人奖的领奖，刘翔为了备站黄金联赛放弃领奖，在当时甚至还获得了田管中心主任罗超毅的赞扬，称此举“表明了刘翔高水平的职业素养”。然而时过境迁，展示自己的公众形象，如今已经和展示竞技水平拥有了等量齐观的价值，成为了运动员自我修养的一部分。

　　李娜、姚明之后，也许中国运动员在劳伦斯的领奖台上，又将沉寂很长一段时间。但中国和劳伦斯之间的隔膜，至少已经被打破。世界范围内，现在的中国都是职业体育和社会化体育最大的一片蓝海。

　　与其说李娜需要劳伦斯奖，不如说劳伦斯奖更需要李娜、更需要中国的长期参与。这既符合中国体育的价值观转型和发展重心变化的新格局，也符合劳伦斯扩大全球范围影响力的需要，而这也是劳伦斯首次来到中国举行颁奖典礼的内在逻辑。

　　体坛奥斯卡的偏见：

　　英雄传奇与经济效益

　　作为当今世界惟一全球性的体育颁奖典礼，劳伦斯素来有“体坛奥斯卡”之称，甚至连评委会的组成也效仿奥斯卡，由劳伦斯体育学院成员构成。不过，既然是体育界的评选，劳伦斯自然有着她竞技属性的特征。

　　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项权威的体育大奖肯定要有成绩、锦标作为起码的基准，尤其是在“最佳男女运动员”的角逐中，金牌和奖杯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不过要想最终叩开登上巅峰的大门，在金牌和奖杯之外，劳伦斯还有一条更重要的规则—影响力，而判断影响力的标准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职业体育的价值观，而这恰恰是中国运动员的最大的软肋。

　　2012年劳伦斯奖上当央视记者问古力特知道哪些中国体育明星时，这位荷兰球星只说出了姚明，然后就摇了摇头。姚明和刘翔，这两位中国仅有劳伦斯奖得主也恰恰是中国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两位体育明星，劳伦斯认可的是世界影响力。

　　回溯劳伦斯的历史，也不难发现，这项权威的评选其实也有着她明显的“偏好”：比如网球运动员，在费德勒如日中天的那几年，评委们恨不得每年都把“最佳男运动员”的小人塞到费天王手里，即便是费天王廉颇老矣之后，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也很快顺位登基;而在团体项目上，足球则一枝独秀，7度占据“最佳团队”的宝座。然而，劳伦斯的偏好绝非仅仅是50位评委的个人口味，她取悦的其实是职业体育的受众和市场，而并非简单的金牌和锦标。

　　在我们把奥运会视为世界体育的武林正宗之时，世界体坛的传统豪强们其实还有另外一套江湖法制—职业体育。这两者之间甚至还有过一段水火不容的历史，即便是在奥运会彻底向职业体育打开大门之后，依然会有足球这样自愿降级坐“二等舱”的项目;网球这样心不在焉的项目。而至今依然游离于奥运体系之外的F1、高尔夫依旧自己玩得风生水起。甚至于在这套价值体系中，奥运会国家之争的概念也被淡化，正如舒马赫首先是法拉利的舒马赫，然后才是德国的舒马赫。

　　再看看劳伦斯的历史也会发现，所谓的“奥运标准”在这个舞台的含金量明显成色不足，反而是上述这些和奥运会若即若离的项目成为绝对的主宰，唯一能够为“奥运标准”加分的就是以博尔特为代表的田径，而这恰恰还是职业化程度很高的项目。

　　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在职业体育价值观的主导之下，劳伦斯更青睐于其自身标准下的“主流”项目，比如足球、篮球、网球、F1、田径、高尔夫。而在“主流”之外，奥运会的金牌多少根本无法撼动其固有的价值体系，所以即便是我们在跳水、乒乓球、体操、举重等项目上星河灿烂，甚至不乏林丹这样的超级统治者和邹凯这样奥运金牌大户，也无法在这个舞台赢得足够的承认。

　　这样的项目“歧视”也许会让人心有不平，但“主流”体育项目之所以成为主流，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合理性的—含金量足、职业化程度高，既能够在竞技舞台上塑造英雄传奇，也能够在经济效益上成为引擎级的驱动力，还能在社会影响上引发蝴蝶效应，这完全符合人类对体育价值的综合评判标准。

　　在别人制定规则的舞台上打败别人

　　主流和非主流的界限就像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几乎隔绝了中国体育通过劳伦斯最高殿堂的通路。屏障之隔，一边是我们在用源源不断的金牌计算着体育大国的高度，一边则是别人在职业体育长河中风起云涌，把传统沉淀为源源不断的物质金矿和精神财富。

　　其实这道屏障并非坚不可催，姚明、刘翔和李娜，这三位受劳伦斯青睐过的人就曾经穿行于屏障两边，让我们见识了另外一个世界，也开始接受职业体育价值观的冲击。

　　李娜甚至以个人之力彻底颠覆了中国体育固有的培养体系和价值标准，从单飞开始，到拿下两个大满贯，李娜在两套不同评判标准的体制下完成了涅槃重生，这也许才是劳伦斯两次提名她的隐藏心路，也恐怕正是劳伦斯此番登陆中国的良苦用心。

　　正经历快速转型期的中国体育也需要更加多元化的规划。“劳伦斯也希望和中国体育发展结合起来，不单单是颁奖，还有促进体育发展、体育慈善的规划。”劳伦斯体育学会主席埃德温·摩西表示，“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体育的多元化发展才会带来更大的市场和更积极的社会效应。”

　　参与由别人制定规则的游戏，这不仅仅是中国体育走向世界，需求认同、谋求地位、树立影响的必由之路，这种从入门到登堂入室，从参与到参政，从边缘到核心的过程几乎存在于中国走向世界的各个领域。在尊重规则的大前提下，如果不能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那就用别人的规则打败别人，胜者为王开路，赢者通吃。

　　不妨再回到民族自豪感的话题上，对于“为国争光”，这个始终贯穿于中国体育的命题而言，是在别人不愿意玩的项目上自娱自乐，还是在别人制定规则的舞台上打败别人，哪一个更能彰显民族自豪感?最终的答案选择或许就是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的泾渭之别。

　　■延伸阅读

　　劳伦斯简史

　　劳伦斯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桂冠”，是世界体坛胜利的象征。从2000年创办至今，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已走过15年历史。15年间，劳伦斯以它的权威性被世界体坛认可。

　　劳伦斯以世界体育大奖而知名，但它又不单纯是一个世界最优秀运动员的评选活动，它还拥有劳伦斯体育基金会，该组织邀请全世界有影响力的体育明星担任形象大使，鼓励处于弱势的青少年奋发进取。据劳伦斯体育学会主席埃德温·摩西介绍，劳伦斯体育基金会从2000年至今，已募集到逾6000万欧元的善款，用于支持3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的150个项目，从而给150多万年轻人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劳伦斯世界体育大奖被公认为“体坛奥斯卡”，其评选机制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评选的客观与公正。

　　首先，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名资深体育记者提名本年度表现最突出的运动员(评选人数每年略有变动)，每个奖项提名六位个人或者团体作为候选人，选票由独立的核算单位普华公司计数。然后再由劳伦斯体育学院成员投票选出最后的获奖者，体育学院是由各体育项目中最杰出的并已退役的明星运动员组成，劳伦斯体育学院最初成立时有41名成员，如今成员扩大到47人。

　　学院的每位成员都是体育界里程碑式的人物，这其中包括贝肯鲍尔、贝克尔、哈基宁、斯皮茨、麦肯罗、涅莫夫、塞巴斯蒂安·科等等，而乒乓女皇邓亚萍是来自中国的惟一成员。